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38]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评吕夷简，说：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39]“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应该与当时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身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自然有其特殊意义。范仲淹所说“陛下家法”，既包括维系皇族“家事”、制约姻戚关系的法度，又包括处理“时政”的原则。仁宗时的另一辅臣丁度，即曾经把“祖宗家法”的精神提炼为“忧勤”二字[40]。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其中有云：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在章奏的最後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41]显然，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尽管经常涉及处断皇族、宫廷内部事务之准则，但也涉及到皇帝面临的各类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学术、技艺传承中分别门户、世代谨守之“家法”，也不同于一般家族内部规范行为、约束门风的“家法”；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的“陛下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赵宋王朝的家法、国法须作贯通的认识。事实上，对于“祖宗家法”，宋人通常作广义的理解。元祐八年（1093年），宰相吕大防借迩英阁讲读的机会向哲宗“推广祖宗家法以进”，他说：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八项。他说：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皆尚华侈，本朝宫殿只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宴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