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为论证自身举措的合法性，皆标榜“祖宗之法”以为旗帜，而他们所理解、所宣称的祖宗之法，关键迥然不同。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为核心的赵宋祖宗之法，戒惕高级官僚中集团势力的形成，要求充分贯彻互相制约、互相维系的原则；而且，北宋建国八十年後的庆历年间，朝廷以“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范、韩、富、杜、欧阳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现状的循默政风，进而触动了朝廷主导意识中已经趋于神圣化、僵滞化的祖宗之法。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推行的新法，更由于贯彻其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而遭到强烈阻力与严厉批评。朝野辩争的重点，在于是否应该谨守祖宗之成法。“祖宗之法”是传统派论辩中所执持的主要思想武器，而他们所阐释的“祖宗之法”之内涵，多局限于诸般具体施设、成规定制。实际上，“以社稷为忧”的王安石，在力图突破“祖宗成宪”诸多束缚的同时，对于“事为之防”的原则精神，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早在嘉祐六年（1061年），在其奏疏《论舍人院条制》中，他就说过：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利害不审，辨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73]但他心目中的防微杜渐，并不限止于关注“小失”“小善”，其方式亦不满足于微调。在《上田正言书》中，他说：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释翳者盖数十年，近世无有也。所当设张之具，犹若阙然。……[74]在《上时政书》中，他说：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75]神宗即位後，思虑“祖宗平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针对皇帝的发问，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其中总结道：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他指出前代帝王（所谓“累圣”）“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