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76]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祖宗法度理想化。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仍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是要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治弊防乱的目的。他倡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即要根据“所遭之变”及“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77]的严重问题。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刘安世在讲到熙宁变法的初始原因时曾说：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熙宁变法大约百年之後，理学家朱熹多次向他的学生们批评历代承袭之弊，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馀，欲振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78]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基本否定熙宁新法的政治派别中间，对于一味固守“祖宗之法”造成的“舒缓萎靡”“苟且废弛”，比较清醒的士大夫们也是持批评意见的。王安石从未直斥“祖宗之法”，但他确曾表明自己的立场说：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79]他也曾经批评过吴申“谨奉祖宗成宪”的意见：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如何“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80]以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在这一层面上，较之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祖宗之法不可变”[81]、“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82]、“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83]的主张，王安石的见识显然高出一筹。但是，在宋代，真正对于“祖宗之法”的实质有较为深刻认识的，还是南宋时的一些思想家。

三、“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祖宗之法”的内在矛盾与北宋後期的政治

（一）宋代强调延续性的“祖宗之法”，使人容易理解为“前朝之法，後朝之规”；而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政策法令层面的内容，各个阶段中变更不已，因时因事的局部调整，屡见不鲜。希望通盘恪守，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仅以役法为例，太祖太宗朝的作法绝非一概被沿用——有差役，有募役，有熙宁之令，有元祐之规，前诏後敕彼此抵牾，声称要效行祖宗法度的臣僚们，其实是在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