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熹曾经说，宋代的列祖列宗们，“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63]。“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换取政治的稳定。这一“祖宗之法”精髓的认定，在防范纤悉、有效保证了政局相对平稳的同时，对于两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在士大夫中受到广泛应和的“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普遍存在的对于“变更祖宗法度”的疑虑与抵制；长期困扰两宋政治生活的朋党问题，乃至南宋在强敌当前之际的收武将兵权问题，如此等等，无不与宋代的立国之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北宋一个半世纪中，很少有人对于“祖宗之法”发起直接的批判或冲击。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简单归结为士人们的思想皆被因循保守政风所强烈左右甚至严密控制。对于祖宗之法的维护与倡行，研究者通常认为出自于保守派别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势具体分析。在有些情况下，遵行“祖宗之法”，是作为限制时下弊端、批评现实政治的理论依据被提出来的。北宋初期所创建的制度法规，从总体上讲，在当时有利于社会的谐调发展与进步。其具体措置以“务实”为特色，不拘一格，渗透着不少创新的精神。而其中一些合理思路，经过政治家们的整理，形成为可资凭藉的统治规范。列祖列宗的作法，因为时移事异，本不相同；被笼统称之为“祖宗之法”的这一综合体，事实上决非铁板一块。它既经历着不断的调整充实，又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矛盾，同时，其原则、其内容，也有待于士大夫们的解释阐发。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在宋代，为什么不仅是主张保守传统的人物高扬“祖宗之法”的旗帜，强调凡事依照祖宗朝的“既定方针”行事；即便是主张变革的士大夫们，也时常以“斟酌祖宗垂宪”为念。宋代较为开放的时代氛围，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时局与世风的趋向。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另方面也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济世”精神的复振，使得士大夫中的批判意识、参与意识空前高涨，孕育为渗透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时代风气。北宋中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64]，群体凝聚意识愈益自觉；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建树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价值体系[65]，同时积极自本朝“治世”的政治实践中汲取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