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成为君臣双方的共识。北宋时期，在士大夫们积极参与设计更革之下，设官分职体制中的理性化精神，日益充分地显现出来。官、职、差遣的分离，在缓解矛盾、着眼效率的同时，确立了职级与事类的分立体系，事实上保证了事权的明确与集中。中央官僚机构设施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主民政的中书门下、主军政的枢密院、主财政的三司，形成为事任分立的相互维系态势。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维持了寓含“祖宗深意”的民政、军政分峙格局；即便是在一度恢复的三省体制中，也不过是将行政事任的分离仿唐制改为决策过程出令与审核的分离。从根本上讲，互相制衡的精神一如既往地贯彻于其中。在官僚政治事务的运作方面，倚重于严密规范、易操作可把握的制度程式，拘牵于具体法规而冀图限制决策人、执行人的能动作用。“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人事管理、财务审计、鞫谳分司、磨勘覆核等各项事务中渗透的制衡精神以及对于文牍档案材料的重视；一系列技术性实施手段的完善，对于各环节人为因素干扰之警惕；从中央到地方讯息搜集渠道的拓展、内外讯息交流的频繁，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讯息公开；士大夫们对于行政运作程序及其内容的密切关注……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宋代官僚政治运行体制中对于防范技术性弊端的自觉程度。宋人所说的“法制”，经常是与“祖宗之法”相联系的[54]。“任人”与“任法”的权衡与争执，几乎贯穿了两宋三百年。尽管士大夫们普遍认识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55]，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经常难于恰当处理二者关系。南宋时陈亮在其策文《人法》中曾经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今日之法可谓密矣：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他指出：“任法者，本朝之规模也；易其规模，则非後世子孙所当出也。”他建议施行“变通之道”，并且分析这一论争长期未得以解决的原因在于：

今儒者之论则曰：“古者不恃法以为治。”而大臣之主画、议臣之申明，则曰：“某法未尽也，某令未举也。事为之防，不可不底其极也；人各有心，不可不致其防也。”其说便于今而不合于古，儒者合于古而不便于今。所以上贻有国者之忧，而勤明执事之下问。[56]此处有关“事为之防”的解说，可谓一语中的，点破了“人”“法”之争的机窍所在。保持纲纪稳定少变，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这无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从赵普到李沆对于僚属“生事”的断然反对，从吕端“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到司马光等人对于“祖宗不足法”的激烈批判，除去既得利益的驱动使然，也令人体味出祖宗之法讲究恒定慎重、警惕翻覆纷乱的要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