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记载着真宗与宰相们的一段谈话：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後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真宗所说的“体”，亦即“治体”，就是“慎守经制”。而“慎守”背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二）从历史上看，对于祖宗朝法度的肯定与追念，通常产生于参政议政者们针对目前形势的反思之中。唐代直接总结太宗治国之法的《贞观政要》，出现于经历过数十年曲折之後的开元时期；对于祖宗治世的怀恋，盛于中唐以後。急于求治的宪宗、文宗等帝王都曾经与臣下讨论“国朝故事”；锐意振兴的陆贽、李绛、元稹、李翱、刘蕡等人，也都曾强调“高祖、太宗著法垂制”之深意，建议“复高祖太宗之旧制”，“绍祖宗之洪绪”[57]。这种背景，使得被追忆的祖宗法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後人出发的主观色调。宋人所称道的“祖宗之法”，既是列祖列宗所确立的诸多规矩之总括，又是其中体现的调整内外关系准则之通称；它不仅包括某些可列举的具体条款，更包括一些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作为集合性概念，“祖宗之法”界域的模糊性，使得它相对富于弹性，便于有针对性地发挥引申；同时，也使得对于它的解释有可能歧异纷纭。不同时期，在不同政治群体的心目中，显然有着不同的祖宗之法；它依照人们的不同理解，而凸显出不同的侧重面。至于“祖宗之法”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即使在宋代，也是言人人殊。从宋代的政治实践来看，所谓“祖宗之法”，从标树到运用，无不与朝廷的现实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现实军政事务的瞬息万变，往往迫使决策者不拘定法而采取较为灵活务实的应变措施[58]。但即便如此，“祖宗之法”的原则仍然难于轻易绕过，仍然可能渗透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祖宗之法”所体现的，从根本上说正是防弊应变的理念与原则。事实上，抽象理念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面临政策抉择之际，在士大夫阐论己见之时，政治实践的变化与需求经常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既然如此，议论者心中、口中的“祖宗之法”，必定带有倡行者的主观认识色彩。它不一定是祖宗们创法立制原意不折不扣的反映，而可能是寄寓着後人理想、有赖于後人阐发（甚至经过改造）而被认定为“祖宗之制”的。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目中，应该效行的祖宗之法内容并不相同；而即便是同一群体，由于时异事变，对于祖宗之法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