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诸多制度，应该说并非绘制蓝图之後的全盘重塑，而是适应新的形势，在中晚唐以来诸项制度基础上逐步变通、有因有革的结果。同样，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实上既非预先完整制订，甚至也并非完成于太祖太宗两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观构想的结果，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不断的融汇、确认而丰富起来的。在晚唐五代激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士人中“清流”“浊流”、“文学”“吏治”、“文章”“经术”之类传统分野受到了强烈冲击。北宋前期，决策层的构成者们虽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长于吏干，是饶有应付事变的实践经验而理念色彩并不十分浓厚者，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空泛的道德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以纯诚勤勉、渊默温恭而著称；其佼佼者，例如虽“寡学术”而“习吏事”、果断深沉的赵普[9]，“周知大体，多识旧章”[10]、谨慎凝重的吕端，“居位慎密，动遵条制”、以防微杜渐为念的李沆[11]，被誉为“有华国之文，负经邦之业”[12]、“以儒学吏才张为国器”[13]的王旦等人，对于“祖宗之法”的形成及其提炼概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所谓“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或许可以说，他们就是祖宗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人格化”体现，“祖宗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并且得以贯彻的。

（二）真宗前期，承继祖宗遗绪，被认定为国家文治武功、光大太平基业的保证。士大夫们普遍认为，新皇帝的责任在于“垂子孙之贻谋，光祖宗之大业”[14]；而且，“今国家三圣相承，五兵不试，太平之业，垂统立制，在兹辰也。”[15]在朱台符、孙何等人于咸平二年（999年）所上奏章之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认识。次年，真宗北巡归来後，王禹偁在其《贺圣驾还京表》中，也称颂皇帝“奉承祖宗，威怀戎狄，但懋守文之策，靡衿神武之功”之美德。[16]即位于而立之年的真宗赵恒，尽管每每称说“朕每念为君之难，且思继志之重；兢兢业业，罔敢怠荒”，[17]而实际上，作为有宋建国以来生长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他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标树个人的统治形象。这一致命弱点，无疑被富有政治经验的臣僚所洞察。不难看出，在当时情形下，循祖宗旧典、遵“祖宗之法”的提出，不仅是宋代帝王的统治方略，也是统治阶级上层一些黾勉求治的决策人物用以说服乃至“慑服”君主、协调统治步调的合理方式。景德元年（1004年），皇太后去世後，李沆在请真宗节哀听政的奏章中，曾经徵引前朝故事，说：“伏望循祖宗之旧典，禀母后之遗言；节哀顺变，式叶前经，垂拱向明，躬决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