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抨击积弊，力倡新政。在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范仲淹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当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他提出的端本澄源办法，则是要“约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66]。同一时期，在富弼、石介等人所上奏疏、所作文章中，也都呼吁“谨守（祖宗）成宪”、“斟酌祖宗垂宪”[67]。而锐气正盛的欧阳修，在其弹劾王砺的奏章中，举述的主要罪状即是“谤黩先朝圣政”[68]。庆历三年（1043年），“盗”起淮南，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厚赂使去。事闻，富弼议诛之，范仲淹欲宥之。面对富弼“举法而多方沮之”的责备，范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此事後来令富弼感慨万端，以至于称“范六丈，圣人也。”[69]看来，对于新政派而言，多层面的祖宗成法具有多重的意义：不仅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同时，又是他们实际上“变通”更革的对象。从现象上看，庆历新政的支持、反对双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开冲突；新政是由于触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失败的。对于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的批评，主要是“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自居鼎辅，靡协岩瞻”[70]，等等。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记载道：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71]总结起来，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纠集朋党，二是更改纲纪（如考课法、任子法、磨勘法等）。反对派针对新政提出的主张，是“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