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道二年（1033年），称制多年的刘太后去世，仁宗开始亲政。朝廷中出现了匡正弊政的集中举措。而当时君臣们认定的治世良方，不外乎祖宗法度。例如，殿中侍御史庞籍批评前此朝廷政令背离了祖宗之制，上奏章《乞改复祖宗旧制》：三圣垂统，纪律大具，陛下文明恭俭，绍隆宝图，祗守先训，克臻至治。臣窃见朝廷政令有渐异祖宗之制而宜改复旧贯者多矣，……实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旧章，沮劝允明，侥幸咸塞……[29]同年八月，端明殿学士宋绶也上言建议“惩违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他追忆说：太宗尝曰：“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惧也。”……愿陛下思祖宗训戒，念王业艰难，整齐纪纲，正在今日。”[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条，记载着仁宗针对监察官员除授之事对于宰相李迪的批评：

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按：指张沔、韩渎）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上曰：“祖宗法不可坏也。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渎。仁宗朝，遇事讲求“祖宗之法”的作法愈益普遍，对于“祖宗之法”的解释逐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庆历（1041—1048年）初期，国家受到空前的内外压力，改革呼声渐高。庆历三年秋，新政的主持者之一枢密副使富弼上章《乞编类三朝故典》，其中说：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既立，然後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宋有天下八十馀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刬革。[31]这里所说的“法制”，事实上就是指太祖、太宗乃至真宗时的“纪纲”“成宪”。奏疏进上不久，仁宗即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等人正式编修《祖宗故事》，[32]作为“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的保证。次年二月间，仁宗曾令王洙进读《祖宗圣政录》，该书很可能就是已经修成的《祖宗故事》。[33]

庆历四年三月，仁宗“于迩英阁出御笔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中的前几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