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祖宗之法”，既蕴含着防范弊政的根本性原则，又包括着时效性较强的政策法令，甚至囊括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具体规章。这样一组集合体，内容互有关联而性质、适用范围各不相同，无疑难以作为一个整体，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而恒定地发挥其主导作用。朱熹在总结本朝政治教训时曾经说：“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故无意外仓促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84]宋代设范立制的目标在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因此而塑就了维系绵密的精细制度。不幸在矫枉的同时却又过正，结果适得其反。就内外格局而言，一方面是强干弱枝，一方面又是守内虚外：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85]“无意外仓促之变”则已，遇变即应付无着，正所谓“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86]内政方面的措置亦是如此。作为宋廷处理朝政的核心纲领，“祖宗之法”曾经被崇奉为天经地义；而其内容界定模糊，不同层次的施为混作一体，解释日趋僵滞且流于表面化，从而很容易丧失其可能具有的活力，而沦为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的工具。即如朋党问题，北宋统治者对于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作为政治利益群体，“朋党”范畴之不确切，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在宋代，处于社会地位流动、政治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中，士人们凭藉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相当自觉地构筑着交错蔓衍的关系网络。无形的社会关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宋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无休止的党争既与这种群体利害密切相关，同时，亦与北宋帝王为使臣下“各不敢为非”而鼓励“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有直接关系。熙丰变法之後，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再到“建中靖国”，二三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翻覆。这一期间，所谓“正人端士”立于朝者不少，而却未能抓住历史曾经赋予的整奋时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欲更新政治却又热衷于各立门户，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君子、小人不参用”的声浪，北宋中期以後日益高涨。这种以政治“立场”观取代理性是非观，以“立场”划限定界、甚至解释一切的思维态势，使不同的派别乃至个人一概搅入政治旋涡之中，终至使“立场”等同于、沦落为“好恶”二字，从而再无真正的立场与独立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