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对于仁宗之政的认识为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其奏疏中批评当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59]；如前所引，富弼也曾上疏要求编类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典，作为整顿法制的依据。他认为“近年纪纲甚紊”的根源，正在于未能谨守祖宗成法。《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八载有庆历革新的积极参与者石介所作《三朝圣政录序》，其中力倡遵行光大“祖宗垂宪”：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乐其业，我太祖、太宗、真宗忧勤养理之功欤！礼乐文物，焕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继之，太平之业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圣神、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资，则当法建隆、开宝、兴国、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万民，以继太平，以丕于三圣之光，以树乎万世之基。……苟能更斟酌祖宗垂宪，效而行之，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皇祐元年（1049年），文彦博《上仁宗论治必有为而後无为》，劝告皇帝：臣以为方今之务，正在谨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赏刑罚不失其当矣。……纪纲正而朝廷尊，号令行而天下服。[60]嘉祐四年（1059年），司马光向仁宗皇帝进《五规》，其《惜时篇》中着意强调：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61]从上述章奏的内容来看，无论在仁宗前期、中期或是後期，范仲淹、富弼、石介、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并不曾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然而，数十年後，宋仁宗的形象却似乎有所转变，俨然成为祖宗之法的化身，成为後世帝王所应直接取法的榜样。《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君道门·法祖宗》载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范祖禹《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其中说：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臣愿陛下深留圣思，法象祖宗，日新辉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生之望，则天下幸甚。同年十二月，范祖禹采集“仁宗圣政”三百馀事，编录为《仁皇圣典》六卷进奉，并且再次进奏，请“专法仁宗”：修德之实，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爱民，後世子孙皆当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