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遵祖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数日後，翰林侍读学士丁度等进《答迩英圣问》，对于仁宗所书三十五事进行了一番注释，特别指出其大义所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败、忠邪善恶之事”。[34]在北宋中期以後的历史上，“祖宗之法”愈益不容轻议，成为臣僚们阐发政治主张时立论的依据、谏诤规劝皇帝时通用的利器。宋神宗熙宁年间由于“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之一正是因为涉及到了对于“祖宗之法”的更革，引发出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不久，朝政即有了重大的反复。五月，召为执政的司马光在其《请更张新法札子》中，提出以“复祖宗之令典”作为下一步措置的核心。他说：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馀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35]被批评为“变乱旧章”的新法派代表人物，也更为主动地引述“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张。是年十月，太皇太后高氏与执政议选台谏官员，章惇即以范纯仁、范祖禹与执政亲嫌为由，举祖宗旧章反对说：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当动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36]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当然，“祖宗之法”决不仅止是士大夫说说而已、用以强化个人论点的单纯工具。关于援引祖宗之法的意义所在，哲宗元祐（1086—1093年）後期范祖禹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于治安，祸乱必生于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37]像这样语调严肃的劝告，显然是希望年轻的皇帝感到凛然戒惕。而所谓“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之说，正反映出从李沆、王旦到司马光、范祖禹们的苦心所在。

（四）宋廷“祖宗家法”一说的出现，似与“祖宗之法”不相前後。北宋前期，对于士人家族治家之“家法”严整与否，君臣们在朝廷之上曾经有所议论。太宗辅臣李昉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异爨”，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对李昉的儿子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并且继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