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後期，从朋党之防到党籍之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当时所谓的“朋党”，经常犬牙交错，并不是畛域严格的团体，而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产生、人为推定的“派别”。这只要看看崇宁以来的“元祐党籍”，就完全清楚了。长期以来，宋王朝有意识地强调礼义道德规范，作为政治法制的补充；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奖惩、刺激。而在诠释之际，统治集团往往自主观的善恶、义利角度出发，甚至与现实政治直接联系，为“道德”“奸邪”、“君子”“小人”列队划线。终极目标与应用手段、评价标准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胀，使其极易与目的发生错位，“道德”与“刺激”不期然而然地结缘，甚至成为寻求奖赏的工具，所谓“君子”为追求褒扬升迁而力图彰显其立场与“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围紧张非常的情势下，即使是正常认识差异、学术文化问题亦可能被人为政治化、道德化。对于“一道德、同风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将道德标准过度拔高、涵盖一切，结果恰会导致道德实践的虚伪，真所谓“尊之适所以卑之”。在当时，士大夫个人的道德失落经常受到鄙夷；而政治斗争中集体性的道德失落，却往往隐蔽在道德标准绝对化的高扬旗帜之下。宋徽宗在位期间，尽管一仍前期诸帝说法，自称“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87]，但他与所倚重的蔡京等人恰恰抛弃了祖宗一贯注重的谨慎持重政风。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已经全无是非可言。它将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推向极端，使北宋赖以立国之“元气”大伤。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使得士人间正常平和的人际关系骤然紧张，破坏了以往派系间的大致平衡；而这种制衡关系，本是赵宋的祖宗之法所着意维持的。所谓的“新法”继承人，不仅毁掉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毁掉了不止一代精英人物，也毁掉了赵宋王朝百馀年间养育起来的士大夫政治传统，最终毁掉了以温厚宽仁“召和气”自诩的北宋。

（二）宋政权南渡後，被靖康亡国之耻警醒的一些士人，曾经从不同方面总结祖宗成法的得失教训。除前举朱熹、陈亮等人之外，叶适也曾经痛心地批评“夫以二百馀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的状况，并且进而指出：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遂揭而号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泽也，此长久不变之术也。”以仁宗极盛之世，去五季远矣，而其人之惩创五季者不忘也。至于宣和，又加远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惩创五季而已。况靖康以後，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乱之馀，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