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日近代的几次交涉

时间: 2012-07-06 13:24    来源:《近代中国的变局》    郭廷以     点击:
原文标题:两败俱伤:中日近代交涉中的惨痛教训(图)
副标题#e#   一   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八十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受的创痛,纵不能谓均系来自日本,而实以日本所给予者为最多最巨。结果中国固饱食其害,但日本又何尝利?损人害己,徒为第三者制造机会,诚所谓两败俱伤,亲者痛,仇者快!   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侵凌的国家,同面临一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以地理的关系,中国首当自西而东的汹涌巨潮之冲,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北而大陆上的俄罗斯;以历史的关系,中国有其悠久传统与自得文化,虽不拒人千里,亦不轻于去从。日本情形大异,而最近的中国又作了它的前车,它明白了如何因应。在明治维新前五年,即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日本文久三年),目光炯锐的李鸿章,于其上曾国藩书中曾云“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备致赞佩之意,毫无嫉忌之情。明治维新之后,他又论到日本“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于钦慕之中实有谅宥。设若日本的自强始终是为了“御侮”,不惟是中国之幸,东亚之荣,世界之福,更是日本的应取之道。然而事实上证明其绝不如是。它明于现势的如何因应,但昧于将来的如何自处。   少数较有远识的日本人,鉴于东方国际情况的剧变,“日本介居其间,譬如孤城独峙,势将危殆”,俄国尤为可怕,欲“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这是正确的看法。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不作此想,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太平军)之扰,外被英法之侵(一八五八—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清人与日本人异,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则无不帖然从服”。其视中国为如何,及其居心为如何,昭然若揭。八十年间日本的策略大体不离乎此。但并未全如其打算,内忧外患的中国,固予以可乘之机,然而兵力既不能使中国人民“帖然从服”,先发亦未能制人,终且为人所制。甲午战前,尚系伺隙而动,乘危侵凌,甲午战后,狰狞面目已露,民初以来,变本加厉,投降前的十五年,则等于疯狂。   二   日本之走进近代国际政治,为一八五四年的事,较中国尚迟十二年;此后的十年,虽是中国内外多故,情势岌岌,日本亦正自顾不暇。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明治维新,立即移其目光于中国。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连遭英法的军事打击,俄国的鲸吞蚕食,十八年的长期内乱,积弱不振,一八七○年西南西北的骚动正在有加无已(黔苗及云南陕甘新疆回变),而天津教案(法国领事遇害),不惟几演成中法之战,且招致列强的共同抗议与示威。就在此时,日本派出了专使前来,预请订约,用意已属不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是相当认识日本的,如予拒绝,“必为我仇”,何况日使又动之以“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的甘言。及后议及约文,日使则定要援据以往中西不平等条约的成例。最后除了“利益均沾”一款,其余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等事,应有尽有。中国愿以平等地位待日本,日本反以不平等待中国,如何会作到“同心合力”?约文中的第二款,谓此后两国应互相关切,若他国生事,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这是中国的主张,足见中国确想作到“同心合力”。条约订立于一八七一年,日本迟不批准,翌年竟提出修改要求,不惟要添入最惠国条款,且主删除此一条款。李鸿章斥其墨沈未干,忽翻前议,责其失信反复,坚不允行。日本的存心,亦即可知。这是中日双方态度的开始表现,孰是孰非,毋庸多说。   条约的第一款明定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称有侵越,而在换约之年(一八七三),所谓台湾“番地征讨”已呼之欲出,“征韩论” 亦正高唱入云。后者暂时虽未成事实,前者竟于翌年揭开。既不预先行文照会,径自发兵犯境,不惟破坏条约,亦且是无理取闹,行径诡变,谲诈已极。诚如李鸿章所说:“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李以“君子”“朋友”看待日本,而它不以君子朋友自居;李希望中日“和好”,劝告日本做事“光明正大”,等于痴想。这时正是日军在台湾大肆烧杀,陆军大臣上其“外征三策”,太政大臣通知陆海两省准备对华军事。大规模的战争虽不曾演成,而日本专使大久保利通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外交部)的凶狡狠辣,发前所未有。日本第一次的对华最后通牒,即是他所提出,措词万分令人难堪!声言“两国生灵终为何状,未可知也!”两周之后,再以恫吓的口吻,表示决裂,各行其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屈服了,中国的地位更低落了,我们无力抗拒西洋,亦不敢抗拒日本。谈判的期中,英国已想乘机渔利,第二年即以滇案(马嘉理事件)为题目以逞其大欲。同时中国当局对日本的看法亦完全改变了,“寇志渐长”,和好无望,“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语),这是中日关系的大转向,而其责自有人负。   三   日本之干涉琉球,始于中日订约的次年,实行并灭,在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明治十二年),正当伊犁交涉之时,不久中俄关系紧张,中国深恐日俄相结,日本果然起而勒索。一八八○年(光绪六年)六月俄国兵船驶向长崎集中,作进扰沿海的姿态,七月日本重提琉球交涉。并及最惠国条款。北京当局不敢坚拒,若干人士亦主速了此案,联日孤俄,但反对过分对日让步者亦多。李鸿章对日原抱善意,而近十年来日本所给他的印象,使他不能不改变态度。他认为海防重要,日本近在肘腋,尤为中土大患,西北问题,比较次要。俄国的强大,在日本之上,俄事了,则日本即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这是李鸿章联俄动机的由来,亦是联俄政策的最初表现。其是非得失且不必论,而逼得中国走向此途的则为日本。   朝鲜问题更是中日争执的症结。日本对华的前期政策,在这一幕中,尽可能的发挥。侵台之前,征韩之议虽起,然尚有所顾虑,侵台之后,确实证明中国对于自己的本土尚无护卫之力与果决拒抗之志,何况于属邦朝鲜。江华岛事件一起(一八七五),日本即决定断然处置,否认中韩一体的历史关系。当李鸿章与日使森有礼谈判之时,仍想纳中日关系于正轨,谓东方诸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而森有礼则赤裸裸的说出,“和约没有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更进而谓“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警告他不可一味逞强,否则终不为天地所容,如若开仗,“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有礼的回答是:“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态度?最后李又忠告他“俄罗斯听见日本要打高丽,即拟派兵进扎黑龙江口”,“那时乱闹起来,真无益处”。但是日本正要人家看笑话!   李鸿章原本无意反日,更非无保留的亲俄,他知道俄国一样的不是朋友,屡次向朝鲜当局道及备御俄人之方。江华事件过去之后,不久(一八七六年十月)日本前外务卿副岛种臣过天津与李论及时事,表示中日当并力防俄,李曾称赞他才略不凡。接着森有礼亦和李谈到俄人南侵的可虑,欲与中韩联合以拒,决不同室操戈,李亦深韪其议,并云彼此均应体恤朝鲜孤立之情,不可逼迫以难堪之事。中日关系似有新的转机,而实际日本毫无诚意,并力防俄,绝非由衷之论。伊犁事件日本所表现的态度,使李无法再寄予希望。中法战争的期间,其对朝鲜的行事,益使李鸿章不能不先其所急,全力应付日本。 class='page'> 上一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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