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在涉及国家根本大计的方方面面，更需要藉重于祖宗朝成规定法的影响。十一世纪前叶，正当北宋王朝自开创向守成转型的时期，如何使人主兢兢业业，保证朝廷“无事”，决策层中的一些士大夫深切地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五代乱离，殷鉴未远。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之所以被称之为“圣相”，正是由于他在这一方面具有“先识之远”[19]。杨亿在为李沆所写墓誌铭中说，李沆“谋事补阙，夜思昼行；纳诲尽规，有犯无隐；深识大体，务行故事。”[20]《杨文公谈苑》中也曾引述李沆自己的话说：“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李沆等人这种竭力维护“朝廷防制”，处处“务行故事”的作法，是对太宗即位诏所宣布精神的身体力行，被时人认为是深识治体的表现，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恪守祖宗法度的原则。景德以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祀汾，大营宫观，蒐讲坠典，靡有宁日。”[21]在此背景之下，位居首辅的王旦首先将“祖宗典故”“祖宗之法”作为治国原则提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过度偏离国家正常的统治轨道。欧阳修在《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中，说到景德（1004—1007）後期，是时契丹初请盟，赵德明亦纳誓约，愿守河西故地，二边兵罢不用，真宗遂欲以无事治天下。公以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进退能否，赏罚必当。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无不听。[22]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当真宗考虑允准其“深所倚信”的内臣刘承规之乞请，授予他节度使名衔时，宰相王旦义正辞严地说：“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23]据《宋史》说，“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後。”[24]祥符、天禧之际，真宗意欲以王钦若为宰相，王旦出面阻止，所举述的理由之一即“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25]在当时，据守“祖宗朝”之典常故事，不仅是王旦等人制约帝王行为的有效藉口，也是他们行使政治信念的依据及建设统治规范的需要。宋仁宗天圣（1023—1031）、明道（1032—1033）年间，凡朝廷议而未决的事端，自科举考试、天下马政至殿宇营造，臣僚经常徵引“祖宗旧制”作为处置的依据[26]。天圣四年，宰相王曾等在议论考试举人条目时，曾经顾虑到“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27]说明当时诸事引据先朝旧规已经成为风气，祖宗朝的成章定制已经不容“轻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