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和读书人

时间: 2012-07-07 17: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点击:
原文标题:读书人为何要做官?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

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读书手记》

认真说来,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同样,做官而不读书的也不算。比如因军功而封侯赐爵的武夫,虽然也是官,却没人承认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所以,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读书人高。一个村野穷儒、乡间学究,只要当真读了些书,马马虎虎也可以称为读书人,但要被称为士大夫,却非得有些“政治资本”不可。

不过,这已是比较晚近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士之与官,还是互不相干。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比如曹刿,就没有做官,否则不会有“肉食者谋”这句话。先秦诸子,也多半没做官,或做不长(如孔子),做不大(如庄子),等于没做。因为那时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比如游说诸侯,或招收门徒,或著书立说),做不做官无所谓。秦以后就不行了。首先,士变成了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其次,能够给予士人参政机会的也只有一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可以频繁跳槽换老板。第三,这个时候的士人,除了做官,也没有别的出路。前面说过,无权无势无资本的士从上古时候起就是“毛”,必须附在天子、诸侯、大夫那张“皮”上,才能有所作为。只不过那时“皮”比较多,“毛”也比较游离,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秦以后则不同。除了“当今圣上”,他们再无别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无别的方式可以显示“毛”的价值。也就是说,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语。

官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西周封建制是世袭制,魏晋门阀制是准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儿子肯定是大夫,虽然他们也读书。但他们能够做官,却不因为读书。实行科举制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做官的途径仍然很多,包括袭爵和荫子,但毕竟科班出身是“正途”,更何况身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这个时候,读书和做官就统一起来了。

同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相比较而言,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就只好算是读书人,或官老爷。官老爷就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的,读书人就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的。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耻,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就甘心?

当然不甘心的。所以苏东坡才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那个是非之地,正所谓“何时忘却营营”。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成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只当一个读书人则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即便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也只好顺其自然,不了了之。我们知道,虽然苏某人曾扬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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