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奉行祖宗法度的理论依据，但事实上，“祖宗之法”在当时的提出，显然并非光大儒家理念的直接产物，而主要是在十世纪後半叶以来长期社会实践中酝酿反思的结果。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後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自宋太祖始，即经常与臣僚谈及如何使子孙世代谨守开国以来所创立的法度。绍兴初年，宰相吕颐浩曾与宋高宗说起太祖时的一件事：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其一有云：“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3]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4]太宗的即位，经常受到非议；他的施政作风，也与太祖有诸多不同。但是，作为五代塑就的最後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之一，他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继承了其兄长开创的稳定趋势，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从宋朝“文治”传统之形成过程来看，太宗的所作所为，影响比太祖更为直接。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对臣僚们说：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5]类似的谈话有许多次。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太宗立三子寿王为太子，同时改其名为赵恒。当时，他抚着儿子的後背，特别说明了改名之深义：“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此事对于真宗赵恒影响颇深，他作皇帝之後，曾经有建议增损旧政者，他即举述此事作为拒绝的理由。[6]至道三年四月，宋真宗即皇帝位，制书中强调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7]此後，在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登极赦中，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英宗嘉祐八年（1063年）即位诏中，也说“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8]这类规范一律的语言，并不仅止是表面文章，而是为当时国家政治局面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北宋建国以後，立足于矫枉防弊，创法立制，形成了一套富于针对性、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宋初通过阶段性目标集中、“先其大纲”、重在维系制约的一系列措置，相对平稳地再度实现了中央集权，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北宋的统治阶层及士人们都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进入十一世纪，国内政治局势安定，已有充分机会围绕前期的政治经验予以总结。对于立足于防范事端、化解矛盾的“祖宗之法”的体味、概括与认定，也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