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宋朝打不过蒙古人，是卢梭认定中华文明不行的主要原因。这是典型的“大拳头主义”。中国人中也有不少卢梭的信徒，近百年的屈辱历史，就是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主要起因之一。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他曾经有机会和一个中国皇帝派到法国去的人，长谈了36小时，对他关心的最重大问题，亲自聆听中国人的看法，最终，他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不能产生或者跟上西方的潮流。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即将兴起的时代，为资本主义立德立言的圣者，对中华文明的非资本主义成分有着深刻的认识后所做的论断。应该说，中华文明中的道德主义、人本位、互谅互让，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立足点——物本位、竞争和契约主义、法纪至上和权力制衡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分野。孟氏并无偏颇之处，至少从他所站的立场和时代来说。直到今天还抱着孟氏的“远见卓识”不放的高人还有不少，柏杨就是其中比较蹩脚也比较出名的一个。 

　　今天大陆在发展市场经济道路上（或者说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碰到的精神障碍——国人公德心欠佳，仍然是中华文化受国人批评的三大主要方面。许多批评无不以西方为圭臬，言必称中外在某一方面的差距有多大，既有现实证据又有迫切精神。也许还是怀着爱国的初衷，不过最终都已经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绝好注脚。 

　　确实，对着现在西方的经济强势和军事霸权，回首从1840-1945的旧创，加上几十年来艰难的前进步伐，很难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情。别找出路的思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有样学样——全盘西化。看到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之下的进步，八十年代末期连“做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都上了大学的讲台。这和中国政府大力驳斥“文明传播者的无耻谰言”恰成鲜明的对照。 

　　那么，中国最终是否有可能成为全盘西化的国家呢？ 

　　七、 

　　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高潮中，对于中国如何实现这一现代化目标，颇有代表性的是1987年国家经委副研究员王建提出来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希望以中国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在原材料和市场与国际接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一思路在执行中倒没有出现大的偏差，中国政府和民间倒没有犯“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和急性病，这是准备稳扎稳打搞持久战的务实政策。 

　　应该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天已经可以下结论说，这个思路的最好成效也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了，不可能让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像四小龙那样顺利成长，这一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既涉及到西方长远的全球分工战略，也涉及到当前的经济利益和宏观经济政策---就业目标。一个较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3-4亿农民走进工厂，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西方和世界市场出口，若按3个中国工人在世界市场上排挤一个西方人的就业机会计算，西方将会为此增加1亿人失业。就算中国以现行的高价买回西方生产的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其间的差额（顺差）也将会扩大到西方无法容忍的地步。19世纪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大米曾经让英国“蒙受”巨额逆差，结果是无耻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如果中国人真的导致西方人大量失业再加上巨额逆差，更加无耻的核战争都不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准备干什么用的，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又将如何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