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情况相反，埃及虽然存在，但早已不是法老的埃及了，甚至不是其后裔或者是变种；希腊也仍然独立，却作为东罗马帝国的余荫普照的东正教国家，不再具有古代的人文和理性精神。在西方和中近东战乱连绵的年代，人们普遍需要心灵安慰和救济，这是宗教大行其道的良机，宗教的原教旨势力雄厚，上帝主宰欧洲达1000年之久，到今天中近东还有许多政教合一的国家。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多地服从先民道德主义的指引，所以能够在春秋战国的乱中趋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安享和平的时间和范围比较多。所以宗教在中国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也没有多少宗教迫害。晚清的许多教案，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宣泄，是国人和洋人矛盾的总爆发。 

　　在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中，集体主义或者说家族集体主义占有相当的地位，从根本上讲这种道德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结合了现实主义的私货。对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有相当程度的遏制，这一点也不断地被中外论者所反复发现。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没有失败的英雄，没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可悲的是在这个网站里竟然出了这样的人）。这就是集体主义遏制个人主义的一般表现，失败的英雄和叛徒，无论在人格和个性上有多少可取之处，也必须为现实的正面和领袖人物让路。由于非主流人物易遭抛弃，所以内战往往比较迅速分出胜负，战乱更容易走向和平，中国历史上少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内战，往往是到了决战阶段，几个回合就分出了胜负。其实这也体现出集体的现实主义态度，孟子所强调的“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局面，经常在历史上重演，最近的一次就是国共两党在四十年代末的内战。如果不是美国出于冷战和遏制中国的目的，开来第七舰队死保，恐怕台湾也不是那么固若金汤，老蒋说不定早就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杜律明廖耀湘这样一些著名的老部下为伍了。 

　　据说一个英格兰国王曾经在失败六次之后，终于在民众的支持之下，在第七次反败为胜，而中国就没有可能产生这么幸运的国王。蒋介石政权不过在执行“三大政策”时，从“联俄联共”到“靠美反共”，从“扶助农工”到“保甲连坐”，犯了两次大的错误，忽视了民众的愿望，就迅速被中国民众所完全抛弃。今天台湾民众在选举中所采取的“西瓜靠大边”策略，轻易舍弃自己的最爱，大致上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翻版。 

　　实际上没有现实主义的根基，道德主义就不可能持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道德教化的感召力，现实主义就不容易落到实处。他们的有机结合而又互为促进，形成威力无边的现世道德主义，几乎是无孔不入，即便就是在最残酷的改朝换代的暴力中，现世的道德主义一样在发挥它的巨大作用，起码是缩短了战争的进程和规模。柏杨说中国历史就是一本战争史，那是对着西方今天的和美国的历史，来有选择地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如果他肯去读一读欧洲的历史，结论会是什么样子呢？对着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十字军东征、八次反法同盟、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西方国家还合伙越界杀人，柏杨会想些什么呢？不过柏杨把中国人说得残暴无比，很明显会有热心的听众，这一点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