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华文明的现实主义也表现得极为充分。不做长篇大论的系统性文章，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文人墨客的共识。这并非因为写书就没有实际效用，而是因为脱离现实比较远而已。李泽厚从哲学比较出发，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普遍具有“实践理性”，即重实践优先于思辨理论，“内圣外王”“修齐平治”比著述立说重要得多。直到今天人们称颂仍然是什么“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所以就应该理解为什么“竹林七贤”能够名流千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名士推崇“逸隐”、皇帝注重举“孝廉”，作为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之处和结合部——存在着一条“终南捷径”。这种重实践和心灵安逸、轻思辨和系统著述，和西方相比，实际上是更关注人本身而较少关注外部世界。与晚近西方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泥潭罢足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极端现实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有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的。西方的一些人也常常取笑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都不能称为哲学家。实际上以西方的标准来谈论中国文化，则鲜有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反过来用中国的标准来看待西方，西方蛮夷也难有值得称道的货色，而这正是中国在晚清时期还怀有老大心态的一大心灵支柱。 

　　在计划经济时代办企业，大而全和小而全为主要特色，这中间虽然有出于防范战争的考虑，但企业办幼儿园和学校医院，恐怕就不是这个原因。有人说共产党不懂时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有人指共产党是建设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说法虽然不同，但共同性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并不按竞争的要求来看待企业的。在企业中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铁饭碗，确实是解除了工人的最大隐忧，这既是共产党在人民战争中对民众的“解放”承诺，也是共产党人对于其本身的中国性摆不脱的自然表现，最终服从道德原则的指引——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相反为了竞争使用解雇等手段相威胁。在大陆的国有企业中，竞争和效率并不是最优先的原则，这是确凿无疑的，在以人为目的还是人服从经济目标的问题上，与西方企业有着根本的差别，在开放之初曾有日本人据此认为：在大陆只有工厂没有企业。 

　　虽然很多人人自认为是革命的，但一些不经意的话语也流露些许真情，小平曾经说过他只读过共产主义ABC，有的党史专家猜测那是指《共产党宣言》。后来看张国焘的回忆，苏联的布哈林真的写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的书，给那些读不懂大部马列的人学习。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决不会是读一本入门读物的中国乡巴佬得心应手的事业，人民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宝贵遗产，也不是可以随便应用到和平时代的。虽然大陆搞过批林批孔，但在文革期间，到过中国的人如费正清等大都认为大陆更象是孔子的祖国。几乎可以这么说，共产党在说辞上70-80%是马克思的，但在实践上则70-80%是服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指引，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被费正清看破实在是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