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由于书中对第三世界的不合理贬斥，被抨击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不过如果用来形容西方世界对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所造成的自然资源难以为继的窘境倒是恰如其分。 

　　1974年，即将辞世的文化大师汤因比深刻地指出：西方文明告诉人们，只要是不违犯法律就可以用尽一切手段追求财富的最大化，无限制地鼓励人们的贪婪和私心，并说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有利的。许多国人从西方发达国家回来以后，津津乐道于其产品和包装是如何的力求尽善尽美，却没有回头想一想这种做法，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还是出于确立竞争优势和牟取最大利润的目的。作为这种无限制追求上等感受的逻辑的自然演绎，李泽厚曾经在新加坡认真地告诉记者：“在150年之后，由于人们对于性和爱的要求提高，世界上也许没有稳定的婚姻”。在西方文明的未来之路上，何处才有心灵的家园？人类自身的故乡？ 

　　实际上从七十年代以降，西方世界内部环保意识的抬头和高扬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仅仅追求效率的“福特制”的反动（如理光公司厚木工厂撤除流水线），无不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对人本身的关怀。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核心的肯定，也是人们对复归于“以人为目的”原则的一种肯定。这种状况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悖谬实质的某种觉醒。彻底根除西方文明的恶劣本质，也许需要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榜样力量和大力拖动。 

　　近年来西方在所谓的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方面的长足进展，似乎能为西方文明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中解套。实际上是大谬不然，所谓的“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无非是要在产品市场价格上体现出其“高”和“知识含量”来，说穿了都不过是垄断价格的招牌而已，再好的招牌也难以改变每个美国人平均产生20多吨二氧化碳的“低科技”现实。 

　　1997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GNP之和为2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和29万亿美元的3/4，而其总人口仅仅占1/6不到。这样的效果并不仅仅是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价格中高“知识含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个人就亲眼看见过几次知识经济的破产，以前在中国还不能生产光同步传输设备的时候，其价格高得离谱，这当然是体现了“高科技”的高，在中国同类产品上市以后，价格忽然就变成原来的几十分之一，怎么知识含量一下子就没有体现了呢？光纤市场价格的变迁也同样很有意思，几年以前，美国康宁公司的光纤价格接近80美元/千米（高出它在美国本土销售价格的一倍），欧洲和日本的供货价格低2美元左右，等到中国国内需求急剧下降，再加上国内几家厂商开始向市场供货，价格就迅速下降到30美元/千米，日本货仍然比康宁价格低2美元，这个高科技产品又失去其原有的“高度”了。由于Linux的挑战，微软的知识含量眼看就要烟消云散了，电脑芯片还能维持多久的“高科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