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中间，面子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这也是道德至上主义的杰出表现。一个人可以没有地位和金钱，大概不能没有面子。面子大体上是体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象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成绩第一一样。这代表个人在个体实践中的总体道德评价，所以中国人也特别地注重舆论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好面子，在抗战期间，敌后搞减租减息，地主若不服从则必定会被会戴上高帽子游行，以达到打击其面子的目的，使他们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从而解除他们的反对力量。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面子击溃战”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人道主义的特质。当时共产党在和日本侵略军作拉锯战，稳定的执法机构和监狱是不可想象的，在现实中缺乏司法强制的可能；同时由于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经济手段的使用也必须有一个限度，否则将会危及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只有舆论强制手段的使用比较具有现实性，而且在掌握尺度上也可松可紧易于操作。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面子击溃战”在各种运动中均发挥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主要的方式无非是游行和批判大会，两种方式都服从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你在众人面前颜面无光，再也不能厚起脸皮偷偷搞“破坏”了。甚至在管理企业中，也放弃经济强制手段，主要依赖舆论强制和批评教育。相比较而言，日本人较为注重舆论强制和经济强制手段相结合；而美国人则更加注重经济强制和司法强制并用。所以共产党的工厂就明显存在一个管理手段缺乏的问题，作为派生问题，国企还存在对骨干和高层管理人员激励不足和监督不能落实的问题。在对企业领导人监督的问题上，有人说最愚蠢的资本家也好过最好的组织部长和人事局长。也许在企业和城市中，中国最终必须向西方学习，更多的是向日本企业学习，采用经济强制和部分的司法强制手段，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即使中国企业窝在国内不出国门，也仍然不能避免外国企业的竞争，所以企业效率必须提高到西方企业的同一水平。 

　　其实，许多普通人也经常使用这一手段，相信许多人都吃过这样的亏。既有被老师逼着当众朗诵检讨书的，也有被同学或者同事散布家丑和流言的。所以连西方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于依赖法庭审判”。 

　　六、 

　　在八十年代，大陆实行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国内外经济现实上的强烈反差，使国人心理上空前失落，在对国外的富裕发达的无限羡慕之余，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从而迎来了五四以后第二次全盘西化和自我否定的高潮。这是普通人最自然的一种看法：经济至上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