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正因宰相一般均为皇帝精选之亲信和十分尊重的人，所以尽管领尚书事制度发展，皇帝仍赋予宰相极大权力。《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陈忠上书称汉之三公“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这是宰相职权的核心。即一面与皇帝商议全国大事，出谋划策，包括有时通过上书提出建议；另一面在皇帝作出决定，形成诏令后，监督百官具体贯彻执行。领尚书事能不能把这些事包下来呢？不能。就议政事言，宰相往往年纪较大，统治经验较丰富；而且丞相府有掾史三百多，御史大夫寺有属官四十五人[45]，分别掌管并向宰相提供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材料。而当时尚书机构尚在发展初期，人数有限[46]，掌管材料肯定不够全面；领尚书事因是“内辅”，着重帮助皇帝掌握和行使君权，往往以关系亲密的外戚和师傅充任，统治经验比不上宰相[47]，重大政事仍靠宰相定夺。《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珠崖郡屡叛，待诏贾捐之建议放弃珠崖，元帝“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咸反对，丞相于定国支持，“上乃从之”。《汉书》卷八三《朱博传》：成帝晚年，丞相翟方进等上书请改地方监察长官部刺史为州牧，成为一级行政长官，“奏可”。及哀帝立，朱博为御史大夫，“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对这类重大问题，很少看到领尚书事参与谋议或故意阻挠的。　　那么领尚书事“内辅”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从西汉看，多半是在人事，特别是中央官吏的任免、奖罚、升降[48]。这就涉及“出则监察而董是非”的权力，在这一方面，按制度本来也归宰相掌握[49]。但有的领尚书事干预较多。《汉书》卷八二《王商传》载，王商于成帝初年为丞相，琅邪郡灾害严重，王商派人按问太守，领尚书事王凤嘱王商勿问，商不听，上书请免太守，章奏“寝不下”。此事一方面说明，直接派人审察官吏，根据材料奏劾权本归宰相；然另一方面章奏留中不下又正好是领尚书事在人事任免上影响皇帝，限制宰相权力的反映。这类事情多了，特别在官吏奖惩、赏罚上领尚书事影响皇帝多了（如成帝时的王凤），百官对他便会“侧目而视” [50]。但这只是领尚书事侵犯宰相一个方面的权力。领尚书事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从宣帝以后的西汉历史看来，对它不能估计过高。原因在于领尚书事是“内辅”，其任务和宰相不同，是有弹性的。宰相等于全国的大管家，他对天下诸事都得在呈皇帝审批前作出反应，出主意，想办法，推荐官吏去执行。而领尚书 是辅助皇帝行使君权，如果碰上皇帝精力充沛，事必躬亲，或者对大臣不大放手，领尚书事不但对重大政务，就是在人事上发挥作用也极其有限。如汉宣帝在霍光死后，特别在霍氏谋反平定后，“躬亲政，省尚书事” [51]。当时丞相是魏相，御史大夫是丙吉，与宣帝配合默契，宣帝“练群臣，核名实，而(魏)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 [52]。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张安世由于特殊原因在任领尚书事几年间人事谋议参与较多外[53]，差不多二十年中，内辅大臣如韩增、许延寿、史高等，都未见有何弄权之事。再如汉哀帝时，外戚丁氏、傅氏先后任大司马等官“辅政”，“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54]。王夫之说：哀帝“虽宠任丁、傅，而政自己出”[55]。所谓“政自己出”，便是说对宰相关于政策、人事方面的建议，由自己直接决定是否采纳，而不理会辅政大臣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