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为弥补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见宰相议事，可是按旧制礼节隆重，“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还有谒者为之赞唱[12]。《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汲黯为主爵都尉，“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床侧)而视之。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此事既说明武帝不喜烦琐礼节，甚至见丞相都不冠；另一面又说明礼制毕竟约束很大，武帝对丞相也只是“或时”不遵行，而且限于“燕(宴)见”和冠饰；一般情况下丞相朝见商议政事，必得一丝不苟。因此，限于礼制武帝不会屡召宰相朝见。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13]。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如周勃)；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尽，不得不先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然后封列侯。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为纨绔子弟，除个别人(如周亚夫)外，才干往往较差。《史记》卷九六《张丞相附申屠嘉列传》：自嘉死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后嗣为武帝丞相者还有；建陵侯卫绾，系以军功封侯，“醇谨无他”，因“不任职”免。魏其侯窦婴，是外戚，虽有才干，但因得罪窦太后而被赶下台；后来又与田蚡不和受到排挤，至死未再进用。武安侯田蚡也是外戚，因好儒术合武帝意，然“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思想偏于保守，政治上无所作为。乐安侯李蔡，“为人在下中”。原南窌侯公孙贺，“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列卿的子弟石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14]。这些人当丞相，用王国维的话便是“皆以中材备员”[15]。一句话，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16]，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它们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武帝的决策。　　基于以上情况，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摸索出以下办法来弥补旧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应对者达百余人。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中“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至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17]。《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证明武帝是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与徐乐、严安在一起。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爱才若渴之状跃然纸上。《史记》卷一二六《东方朔列传》：东方朔上书公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东方朔在大政方针上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明见解，然而武帝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意见。这样一来，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