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论及汉代宰相制度变化，大凡都追溯到汉武帝在位之时，而归因于君权、相权之矛盾[1]。事实是否如此？我以为不然。

一

    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与汉武帝谈论为政之道时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偏袒大呼，天下从风……。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故贤主……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2]。这里，徐乐重点在提醒武帝减轻赋税、徭役，以防止和消弭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吴楚之乱不过举为陪衬，至于君权、相权的矛盾则只字未提。与徐乐同时上书、召见、封官的主父偃、严安，为武帝所划各策也同样没有涉及君权、相权关系。如果主、相之间争夺权力，武帝确系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权，善于见风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对这个问题不置一词吗？这就从反面证明，汉初七十年君权、相权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矛盾，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并未予以注意。　　汉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言，当时重点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诸侯王莫不悲怨”[3]。为此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它们均以律、令形式，作为长久适用的规范、措施出现，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宰相制度的变化则不同。汉武帝虽然处死过丞相，贬黜过御史大夫，却从未颁布过一条律令改革整个制度。许多事实表明，自汉初以来，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权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权力。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曹参为相国，政尚清静无为，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让参子曹窋质问他为何“无所请事”？　　《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惠帝、吕后时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辞职，文帝竟让陈平“专为一丞相”，此后西汉一直沿用不改[4]。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罢太尉官，属丞相”。后代基本沿用[5]。文帝曾命丞相灌婴率军八万五千击匈奴；武帝曾命丞相刘屈氂率大军平定戾太子叛乱。证明丞相掌握兵权，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欲封王信为侯，景帝犹疑不决说：“请得与丞相议之”。　　《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于武帝时为丞相，“入奏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以上史实，用汉初以来君权、相权矛盾逐步尖锐，皇帝处心积虑想改革旧制，削弱相权的观点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来似乎有利于上述观点，可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属于相权过大，与君权冲突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