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其它社会生活领域，道德说教虽不免常流于空言，当它挟制度化的力量——例如法律之儒家化一一向社会渗透时，其影响就不可低估了；劝农之制在其“徒为文具”的另一面，则是帝制政权利用其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落实重农主义的政治导向，这无疑也有其客观的社会影响。赵宋政权的一些行政措施，如推广优良水稻品种等等，是落实重农主义政治导向的直接措施。本文准备重点讨论的，则是作为宋代劝农制度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劝农文所可能具有的客观功能。
        宋人别集所收录的劝农文，集中在南宋时期，为数不少，大多属官样文章，宣扬帝王爱农之意，教诲农民勤耕勿惰。也有一些着意劝谕德化，如真德秀(1178．1235年)《福州劝农文》：“我劝尔农……何如勤力，家道丰殖，更能为人孝顺二亲，内敬尊长，外和乡邻，勤力之余，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可惜说教的效果常不理想， “父老听来似不闻”。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基本依赖于经验的积累，信息传递又相对困难，所以各地区在技术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农业新技术传播的速度是很慢的。在当时，除了由于非常历史背景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可能带动技术传播的情形外，常年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商人与四处为宦的地方官。作为传统社会知识阶层的地方官，他们虽不一定都亲历农事而掌握具体的农业技术，但也惟有他们最具有归纳各地的农业技术、并使之传播于四方的能力。宋代的劝农之制恰好为这种技术传播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传世的劝农文为我们的这一分析提供了充分的例证。
        由于两宋时期各地农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总体而言属两浙地区占领先地位，所以宋人劝农文中所介绍的，大多为两浙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正如南宋陈造(1133"1203年)所指出的，农事“宜取法江浙之人”。“农器之制，必访诸浙耕者，蚕者亦取法于浙”。因为“吴中之农专事人力，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咸淳八年(1272年)，知江西抚州黄震所撰劝农文，比较集中反映了两浙精耕细作农业技术各方面的内容，文虽长，适录于下：
        今太守是浙间贫士人，生长田里，亲曾种田，备知艰苦，见抚州农民与浙间多有不同。……浙间无寸土不耕田，垄之上又种桑种菜，今抚州多有荒野不耕，桑麻菜蔬之属皆少，不知何故?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看水，见百姓有水处亦不车，各人在门前闲坐，甚至到九井祈雨。行大溪边，见溪水拍岸，岸上田皆焦枯坼裂，更无人车水，不知何故?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抚州勤力者耘得一两遍，懒者全不耘。太守曾亲行田间，见苗间野草反多于苗，不知何故?浙间终年备办粪土，春间夏间，常常浇壅，抚州勤力者，斫得些少柴草在田，懒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间秋收后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耕田，抚州收稻了田便荒版。去年见五月间，方有人耕荒田，尽被荒草抽了地力，不知何故?虽曰千里不同风，抚州不可以浙间为比，毕竟农种以勤为本。……去年特地劝种麦，尔农尚不肯听，今春是常例劝农，尔农又何缘肯听(《黄氏日抄》卷七八《咸淳八年春劝农文》)。归纳黄震所言，两浙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值得讨论的可有水利、耕耘、施肥、种麦等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