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二月出东郊劝农之时，还须作劝农文一首，以宣告君王“德意”。北宋胡太初谓当时的县令“岁二月望，为文数行”，南宋刘爚(1144—1216年)《长沙劝耕》诗曰“是州皆有劝农文，父老听来似不闻”⑾，皆指此。现存宋人别集中数量不少的劝农文，看来大多都是当时地方官东郊劝农时的官样文章，且大多卖弄文词，佶屈聱牙，“古语杂奇字，田夫莫能读，况乃识其意”。劝农文由地方官向父老宣读后，还要在各处张贴。朝廷每次举行藉田大礼，或有颁布其它与农事相关的诏文，也要印发各地张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府向民众传递信息的主要形式。南宋绍兴十六年藉田大礼前，就有官员提议“望诏守令以来春耕藉之后，出郊劝农，谕以天子亲耕，使四方晓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
        这样的劝农“职责”，在大绝大多数情况下之流于形式，是可以想见的。有时还会形成一些弊端，文献中有不少反映。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989--1052年)作《上执政书》，即已指出：“今国家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岂朝廷之意乎。”宋高宗也说：“守令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徒为文具，何益于事。”郡守、县令们所作的应景文章，极少能真正起到“劝农”的作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前引刘燴《长沙劝耕》诗即日： “是州皆有劝农文，父老听来似不闻。只为空言难感动，须将实意写殷勤。”南宋末年人刘埙(1240—1319年)的《花雨劝农日》诗写得更生动：“山花笑人人似醉，劝农文似天花坠。农今一杯回劝官，吏腊民肥官有利。官休休民休休，劝农文在墙壁头。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事毕。”
        于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东郊劝农自然变成了地方官们的春日郊游活动。前引胡太初《昼帘绪论》即载：“(县)令以劝农系衔，朝廷以劝农，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岁二月望，为文数行，率同僚出近郊，集父老读之，饮食鲜少，甚至折钱，事毕即自携酒肴妓女，宴赏竟夕，实意安在哉?”甚至“视前驱拥旌旄，后队繁鼓吹官”，大肆铺张。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直秘阁王湛出知阆州回到临安，上奏高宗：“乞申严法禁，守令劝农不得辄用妓乐，宴集宾客。”可见地方官们变劝农为游乐已成了普遍性的现象。当时宋高宗曾下令有司立法以禁止之。两年后，殿中侍御史叶义问(1098—1170年)上言，仍提到“州县每岁出郊劝农，置酒宴会，其实扰人”。且提议由户部立法，令各地劝农“罢置酒之礼”．“不得因而饮酒”。但如同当时许多弊政一样，这一现象之无从令行禁止，是可以想见的。各地守令们的这一春日郊游活动，有些还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仪式，被视为风流雅事，由地方文献记载下来。南宋周密(1232—1298年) 《癸辛杂识》记载湖州著名园林之一的丁氏园：“春时，纵郡人游乐。郡守每岁劝农还，必于此舣舟宴焉。”有些地方官则喜欢乘机到寺院礼佛。《景定严州续志》卷四《寺观》：“郡官之劝农，诣近郊寺院，无常所。”那么，这种“父老听来似不闻”、“徒为文具”的劝农之制，何以能在中国传统帝制时期长期存在，并不断制度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