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尧、汤之灾而民不病，知备故也；禹、稷之盛而身服劳，知本故也。惟本与备一出于农，哲王尽心义在于此。……自今以还，其申敕诏条，切督州郡，凡令之出，以农为先，谨视土膏之宜，明宣稼政之目，谕以国家宝谷重食，尊本镇浮，庶几流亡有所底止。敢或弛厥穑事，重为民殃，当一置于重科。俾大变于衰俗，布告天下，知朕意焉”(宋庠《元宪集》卷二七《敕州郡劝农诏》)。
        所以典礼的用心，在于“布告天下”，申明“尊本镇浮”之意。南宋林驯就认为劝农“至其法之最良者，则白天子而下，无不以农为务，躬耕藉田，率劝民耕”。问题是：在信息传递多有不便的传统时期，任何有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期望只要君王移动玉趾，亲临东郊以行三推之礼，即可达到天下景从的效果。所以仍需有种种与之配合的推广措施，这才是历代劝农之政的主要内容。自秦汉以来，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不少原初仅属典礼的功能日渐渗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趋于制度化了。宋代开始劝农之政的日常行政化，可以说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例证。

二、宋代的劝农制度
        中国传统帝制国家以重本抑末为国策，行劝农之政，举凡与农事相关的政务无不被冠以劝农之名，如赋税制度的变动等等都是。不过在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尤其是传统时期的中国)，政府意欲推动某事，最为直接、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措施，不外乎设官列职，动员官僚机构的力量。劝农之政也不例外。
        西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4年)诏令二千石“勉劝农桑”，还仅仅是督促地方官关心农政而已。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令“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则属于为劝农政而专官列职了。后人以为“此劝农官之始也”。南朝梁武帝天监九年(510年)，又有“劝农谒者”之设，其品秩同殿中御史，具体职掌则不甚明了。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派遣财政使职外出，有以“劝农”人衔者。如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六月，委派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约730年)为覆田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吏民议定赋役”。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二月，更遣太子詹事李岘(709—766年)为江南东西及福建等道知选事并劝农宣慰使。这些财政使职的实际职责，多为搜括逃户，整顿赋税，劝农的职衔，或为虚名。宋人高承又谓：“唐中、睿之世，州郡牧守皆以劝农名其官。”然似未见有其它文献可作印证。总之，赵宋之前，历代虽已有以劝农名官者，以及朝廷因种种事由颁下劝农专诏，多为一时之政。历代州县官地方官的考课，大多列有劝诱农桑等考核内容，但也很少见有具体实施的制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