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议”，门下侍郎韩维认为“以执政妨用人，不可”（《长编》卷384）。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枢密都承旨王岩叟除中书舍人，岩叟自言亡妻乃孙固女，乞避亲嫌也。”（《长编》卷435）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拜为吏部尚书，因其弟苏辙时任尚书右丞，故复改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枢密都承旨王岩叟除中书舍人，岩叟自言亡妻乃孙固女，乞避亲嫌也。”（《长编》卷435）相对于二府宰辅之间来说，宰辅与其主要下属官员之间的回避制度并不是被很严格地执行，随时有更多的例外。6、集体领导制的破坏。宋代的相权有一个逐渐膨胀的过程，当膨胀的相权集中到个人身上时，就意味着集体领导制的破坏。在体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朝廷一般需要防范独相局面的出现，以免破坏集体领导制。元祐四年（1089）六月，右仆射范纯仁出知颖昌府，中书只剩下吕大忠一位宰相，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进言说：“独任一相，……未免益劳圣虑，太平之期，未可望也。……皇帝未亲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权重，宜防其渐。”（《长编》卷430）但是，在封建“人治”社会，宰辅集体领导制时常会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而遭受破坏。在两宋时期，这种制度不断地处于动荡摇摆之中，不时地滑向一相独断的局面。首先，宋代没有从制度上对一相独断做出限定，相反，制度是允许独相格局之存在的。所以，宋代深受皇帝信赖的宰相或善于操纵皇帝的权相，往往在中枢独揽大权，破坏集体领导制。北宋时期的一相独断，大多还是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南宋时期，则时常演成权相弄柄的失控局面。其次，宋代依然实行首相制度，以昭文相为首相，后来则是以左仆射、左丞相为首相。出任首相的大臣，常常是最受皇帝信任的，于是，形成了集体领导制之中的核心。有时，其他宰相须依照首相意志行事。再向前发展一步，集体领导制自然就遭到了破坏。当然，也有首相受制于次相、形同傀儡者。如熙宁三年（1070）九月，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宣抚使，负责西北边事；十二月，以参知政事韩绛为昭文相，“遣使即军中拜之”，又以参知政事王安石为史馆相。一直到熙宁四年（1071）三月韩绛罢相，韩绛始终在西北军中，未真正回朝廷任职，朝中只有史馆相王安石独断独行。再次，权力对多数人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在任宰相总是想通过多种手段，更多地获得皇帝的信赖，从而更多地获取权力，凌驾于其他宰相之上。皇帝也希望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