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四月，枢密副使程戡罢，因其与枢密使宋庠“不协，争议屡至失声色”（《长编》卷191）。同时，在执政任免时，班子是否能够协调合作也是被考虑的因素之一。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辙除尚书右丞，左司谏兼权给事中杨康国认为苏辙任御史中丞时曾弹劾中书侍郎傅尧俞、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且与其他宰执吕大防、刘挚、苏颂皆发生过争执，杨康国驳议说：“臣愚以为暌乖不共事，睚眦不同室，其势然也。故自圣朝祖宗以来，官吏之有嫌隙不和者，率许相避。盖其情终不可以强同，而适足以败事故也。”因此，杨康国以为“不宜用辙”为执政（《长编》卷455）。“和而不同”的理想关系是很难实现的，两宋时期，偶尔二府也曾出现类似理想景况。吕中论及独相有“专权之私”，并相有“立党之患”时，评价说：“以赵中令（普）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长编》卷47引《宋史全文》）便是较为典范的事例。最为典型的是庆历年间朝廷用杜衍为宰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评价说：“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长编》卷155）四人尽心为公，对朝政各有所见，却又同心协力，共同主持了“庆历革新”。但是仁宗却不是如此认识问题，而将这些大臣认定为“朋党”。杜衍为相仅120天，范仲淹、韩琦和富弼在二府不到二年，皆一一被排斥出朝廷。又如，元祐年间范纯仁为右仆射、王存为尚书左丞，二人志趣“多合”，遇事则各抒己见，“论者亦称其不相苟比云”（《长编》卷429）。如上述这样二府关系真正“和而不同”者，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多数时间则有赖于皇帝的调节、二府大臣的矛盾制衡、权相的操纵等等手段，保持二府班子的协调合作关系。5、宰辅之间的回避制度。树立了“和而不同”的集体合作原则，就必须防范一切可能危害到这个原则的人为因素。封建专制社会，在通常情况下，“裙带风”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宋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