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以后，章则“居位自若”（详见《长编》卷155）；庆历八年（1048）三月，御史中丞鱼周询言：“今执政大臣，心知某事可行，某法可罢，但拱默自安，不肯为朝廷当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废”（《长编》卷163）；庆历八年（1048）四月，参知政事丁度罢。御史何郯言丁度“务保身而寡过，曾无经国之远图”（《长编》卷164）；嘉祐七年（1062）三月，参知政事孙?罢。“?居两府，年益耄，颓惰无所可否，又善忘，语言举止多可笑，好事者至传以为口实”（《长编》卷196）；神宗朝宰相吴充，“为相务安静，不遣使，不滋长法令”（《长编》卷303）；元祐二年四月，御史中丞傅尧俞与侍御史王岩叟要求罢免李清臣，太皇太后说“为无显过。”王岩叟对太皇太后说：“执政无补，即是显过，非当如他人论一事一节为显过也”（《长编》卷398）。真宗朝宰相李沆，“自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长编》卷56）这样平庸的为相标准，居然能得到朝论的认可，并被奉为至理名言。《涑水记闻》卷3载：“吕（夷简）在中书，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次《中书总例》。谓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以为相矣。’”吕夷简的话，确实道中宋代宰辅集体领导制的平庸实质。宋代朝野舆论一般也都是认可平庸守规矩者，而对决心有所作为的宰辅嗤之以鼻。南宋史学家吕中说：“我朝善守格例者，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破格例者，无若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会之之为相。考其成效，验其用人，则破格例者诚不若用格例者为愈也。”（《宋大事记讲义》卷6）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心理定势包围之下，积极要求有所作为的宰辅也要被逐渐磨去棱角，或到处碰壁，折断翅膀，甚至身败名裂。所以，宋人趋于保守、平庸，与这种不负个人职责的集体领导制也有莫大的关系。宋代相权的强化，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在“人治”的社会里，更多了一些法规的依据，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代牢固树立这样的传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