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十数年，中间两罢而复用之。李迪两被进拜，始任之数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之拜，甫及百日。虽进退用舍，圣虑所决，必皆有为。然而，人情见陛下始用之不闻其尽贤，即退之不知其有过，其谓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用二府之臣，计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称天下之望矣，天下之人亦有望于诸臣焉。……二府无一定之任，而欲议天下之治，其无日矣。……其于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贤然后用之；既用之，必使久于职矣；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焉。审处此数端，旷日历年而责其成功，人虽中材，荷陛下信任之固，必将勉强为陛下宣力而讲长世之谋。况任得贤材而又久，则尧舜之治无难及矣。（《全宋文》卷164）仁宗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称道的。至和二年（1055）六月，仁宗对庞籍夸奖新相文彦博和富弼，庞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言进之，未几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猝致也。”仁宗对此极其赞成（《长编》卷180）。正因为仁宗重视臣下的谏诤之言，所以，这一段时期对宰相的任期讨论也就比较多。一般说来，皇帝有才干，能够控制住二府班子，而且又信任宰相，宰相在位的时间就比较长，容易出政绩。这种情况大都发生在北宋初期和中期，李淑举的所有例子都是北宋前期的。王旦任宰相时间较长（1006—1017），魏野因此献诗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二秋。”（《鹤林玉露》乙编卷3）北宋末年以来，任相已经失去客观标准，宰相的任期，或者因皇帝的疑忌而比较短暂，或者因为权相蒙蔽帝王而过于长久。任期久者如蔡京、秦桧、史弥远等。任期短者在南宋时表现尤为突出，高宗时御史周葵批评皇帝任宰相不专云：“陛下即位，已相十许人，其初皆极意委之，卒以公议不容而去，大臣亦无固志。”（《宋史》卷385《周葵传》）《石林燕语》卷2统计说：“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宰相专权，一定程度上操纵了皇帝，那么，宰相在位往往演变为终身制，这决不是一种正常态。而且，容易将国家拖入危险的深渊。此时宰相的权力大都失控，权力机制失去平衡，政局的黑暗随之而来。这种情况大致发生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下面讨论集体领导制的破坏时，还将涉及到许多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