桧、汤思退、陈康伯、史浩、曾怀、郑清之、乔行简、吴潜等人。一位宰相，只有相对坐稳相位，才能谈得上有作为，皇帝的“委任责成”才能落实到实处，所谓“久任专责”（神宗语，《长编》卷230）。真宗即位初，王禹偁上疏要求“既得宰相，用之不疑，使宰相择诸司长官，诸司长官自取僚属，则垂衣而治矣”（《长编》卷42）；柳开上书言：“宰相、枢密，朝廷之大臣，委之必无疑，用之必至当”，要求给予宰辅以充分的信任和委任（《长编》卷43）。元祐时签署枢密院事王岩叟曾进言说：“天子重大臣，则人尽其力；轻去就，则物不自安”（《长编》卷467），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官守数易，弊法也。”（《山堂考索续集》卷39《官制门》）《宋史全文》引吕中总结太祖朝用人经验语说：“盖其始也择之精，其终也任之久。择之精，则小人不得以滥其选；任之久，则君子举得以尽其职。”而后举“赵中令之相凡十一年”之类例子，说明“皆久任而成功也”（《长编》卷12）。但由于皇帝的疑忌之心，皇权与相权的冲突，皇帝往往很难做到对宰相的推心置腹，更多的时候，二府宰辅的迁移就显得过于频繁。田锡曾上疏批评太宗对待宰相是“置之为具员，而疑之若众人”（《长编》卷25）。景祐元年（1034）知制诰李淑上时政“十议”，其一云：两府迁易稍频。……夫大臣者，国之股肱，固须审择。太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犹六年，始以赵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伦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卢多逊，又六年而用赵普。自后十八年中，虽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吕蒙正、张齐贤、吕端五人。当是时，进者竞于纳忠，退者惧而修省，盖进退宰相，皆出睿断也。真宗景德以前，三次迁改，惟李沆、向敏中、王旦、毕士安、寇准五相而已。其任王旦十二年，次者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无疑似之说，诚以大度并容，推任无间，而不重于权故也。（《长编》卷114）李淑举了大量实例，着重说明宋初三朝治绩得益于皇帝对宰相的信任，久其任，责以成功。为了形成这种中央政治的祥和简静局面，需要皇帝和宰相的双方努力。皇帝应该“大度并容，推任无间”，宰相应该“不重于权”。《论宰相择贤材而久其任奏》讨论仁宗所用的宰辅以及任职的效果说：自始即位及今，所命二府之臣已数十人。以三朝所任人较之，皆不若今之多也。然而亟用亟罢，不能持久。其远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又不及之。唯吕夷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