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华文化 ——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
时间: 2006-10-10 11:43 来源： 点击:
一
有人曾将西方文化喻为海洋文化，将中华文化喻为黄土文化。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重商，而后者则是重农而抑商。笔者不同意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评价，依据如下：
1．神农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最早最大的市场。《周易·系辞下》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日中为市”赞美的是阳光下的交易，“天下之民”与“天下之货”描述的是市场的宏大气派。从神农氏开始重视商业，晚吗？
2．食、货并列的地位。《尚书》中的武王在革命胜利后向前朝贤哲箕子请教，箕子谈出了治理天下的九条大法，史称洪范九畴。九畴第三条为“八政”。“八政”以食为首，以货为二。货者，商业流通之货物也。“民以食为天”是众所周知的格言。食货相连，如此排列，轻商吗？
3．士商农工，国之基石。《春秋·梁传》分出了士商农工四业，排列位置是士一、商二、农三、工四。这个排列方式中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强调的是四种行业的同等重要性。《管子》中有“士农工商”一节。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也。”石者，基石也，国之基石也。视商人为国之基石，抑商吗？
4．重商之礼与重商之政。《周礼》中有重商的礼，《逸周书》中有重商的政。《周礼》主张，商人货物积压时政府应该出面收购。《逸周书》主张，商人资金短缺时政府应该出面帮助。一个“商”字，在《逸周书》里出现了几十次。礼是重商的礼，政是重商的政，《诗》中还有经商的诗，抑商之说起码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儒家文化中，仁政的标准之一，就是市上有往来之“商贾”以及国中有轻税政策。
范蠡弃政从商，相国变成了陶朱公。吕不韦弃商从政，商人变成了相国——相国相当于今日的首相、总理。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鲍叔牙与管仲，从政之前都是商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学业有成之后经商，经商有成之后用钱财来宣传儒家文化。据《史记》记载，儒商子贡每到一国，诸侯都要到庭中见礼——分庭抗礼。商人变相国，不应该忘记可以令诸神退位的姜太公。民间传说中的姜太公出山前是个卖米卖面、贩猪贩羊的小商人，小商人的背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西周之师。《史记》记载，功成之后被封于齐的太公，几项治国方略中就有一项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早期中华大地上，理有重商之理，事有重商之事，文化则是农商并重的文化。
抑商的理论首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将商人视为五种蠹虫之一，但韩非子的理论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政治，蜀国一个寡妇怀清经营丹砂而富甲天下，秦始皇为表彰怀清构筑了一个纪念台，命名为“怀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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