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乱则儒废，治则儒兴，已成惯例。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儒废则乱，儒兴则治。这就表明，儒家与一般意义上的安邦定国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儒家的勃兴往往多引向衰世，特别是当其具有垄断性质的时候。

如同秦朝的灭亡，宣告独尊专横的法家的失败一样，汉朝的灭亡，则宣告独尊的儒学的失败命运，在汉王朝罢黜百家的禁锢中，儒家尊宠一时，终于在神学目的论的光环下走向衰朽和颓败。

魏晋人开始自觉和不视自觉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嵇康表现得很明显。他敏锐地觉察到“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的矛盾，且痛感于儒学世家司马氏口头上高喊维护名教，却党同伐异、口是心非的丑行，愤而对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继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这不仅是对于司马氏的批判，锋芒所向，更是深及礼法名教本身的内在缺陷。

    魏晋玄学的兴起，从理论上对汉儒天人感应和神学目的论进行了否定，贵无论的万物皆源于无，“故一整套严密的封建统治秩序及其派生出的种种清规戒律皆为后天之人为，而非先天所有，并非如名教所宣扬的那样得之于天，神圣不可侵犯。不仅如此，即使名教所以敬若神明的天地宇宙，亦皆从无而来，亦并非永恒不变。这样，贵无论不仅否定‘人’的神圣性，同时也否定了‘天’的神圣性。”［３］玄学家们提出的有无、体用、言意、动静、自然、名教等范畴，采取思辩哲学的方式在理性和逻辑上剖细析微，一扫谶纬迷信的烦琐和牵强，开创了一代哲学新风。玄风蔚然，表征着对汉儒的失望和对于礼法名教的深刻怀疑。儒学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现实与超越，同是人的本性的追求，儒家立足现实，而具体的规范却往往非现实而超越。终于两者皆非。魏晋人在对无的崇尚中，倡行率性真情、逍遥无拘的人生，向我们展示了人性张扬的美丽，流风所及，不免泥沙俱下，却无法掩蔽魏晋人超越和求真的品性。其卓越贡献还在于，他们把老庄树立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的现实人生实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一方面，造就了他们的某些清高气质，另一方面，为后世中在现实功名的追求中失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世界的栖息地，使儒道互补变得更加现实而真切，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