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束语

魏晋人的谈玄论道，在哲学领域里，带给我们一种不同以往的清新的、理性的、逻辑的、玄思的思维，与之相伴随的，也带给了我们平等、宽容的论辩气氛，那“宽衣博带，手挥麈尾注而不歇”的情态或许不免失之浮华和张扬，以至于或许我们尽可以批评它不够朴实和谦恭，然而，这种外在化的张扬情态，正是魏晋人率性而为、得意忘象的内在品质的表面化，是魏晋人那种不拘形迹、目空一切的精神气质的具象化，诚然，这其中不乏装模作样者，可是，“是真名士自风流”，风尚风格可以模仿，内在的才性、神姿却无法模仿，因而，必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时尚，它摈弃退缩内敛，崇尚张扬挥洒，它不以谦恭为美德，崇尚个我的真情自在流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名士风流，体现了人们对于自己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心，是主体自觉的表现。

汉代儒学独尊以来，主流思想着眼于王道秩序和名教秩序的构建，不断塑造着典型的儒家人格：义务、牺牲型人格。为大一统政权提供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这无疑是统治者所特别希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崇尚儒家，孔子成为万世师表的重要原因，由于政权的扶持，强烈的、持久的外部渲染，更由于儒家的立足于血亲人伦和现实事功的说教的亲和力，从而使这种义务型人格有了绚烂的外表。光环之下，人们对它的内质往往缺乏分析和批判，（正好这也并非传统社会之所长）从而使儒家文化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许多情况下，由于这种牺牲型人格的内涵与人欲的悖反，所以一直处在与人欲的交锋中，人欲天理此消彼长：一方面，慑于政权和风习的力量，人们不断地内化这种价值，造就自身的儒家人格，其极至往往具有愚昧色彩（如愚忠愚孝，它常常为当时的统治者所美化）；另一方面，慑于政权和风习的力量，人们表面上不得不虚与委蛇，因此它通常也极易异化成一种虚伪的投机人格，变为“乡愿”，儒家虽然也非常反对“乡愿”，殊不知，它也正是儒家义务型人格的副产品和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