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贵无，无产生万有，所以，无与有的关系是一与多、寡与众的关系，王弼进一步把它推演成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百姓有心，异国殊风，而得一者，王侯主焉”。（《老子注第四十二章》）这就把自己的思想推想了官方哲学的地位，其为统治者辩护的秘密暴露了出来，因此，王弼得出得“名教本于然”“圣人体无”的结论就毫不足怪了。

然而，王弼贵无的玄谈，由于更多的强调无为，崇无为本，并不完全符合门阀士族维护自身利益的长远的和根本的要求，政治上也不符合雄心勃勃的司马氏集团的现实要求，因此，王弼的贵无论也引起了各种纷争。

裴頠以崇有论来补偏就弊，强调必须重视礼法名教和统治权利的现实运用。郭象则完成了崇无和崇有论两者的融通。他以《庄子注》完成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的论证。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无然也”，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独立地生成于某种浑然无别的神秘境界。他们的生成变化是自因的，这种“独化”是万物无法避免的宿命：“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由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大宗师注》）这种无法抗拒的“命”规定了万物的源起和流程，“命”之所属，各有本分，“苟足于自性，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足矣”。（《逍遥游注》）原来如此，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大家各安于“命”吧，不要以卑求尊，以贱求贵，“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这样，“名教”和“自然”就内在地统一起来，名教的（等级的、差别的）就是自然的（天然的、命运的）。这真是“发明奇趣振起玄风”，无怪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

无论是王弼的贵无的玄谈，或是裴頠崇有和郭象的玄妙论证，不仅不伤名教大雅，相反，他们还使名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某种新的生存的可能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