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傲岸不群，遭谗而死：“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死生大已矣，如此优容逍遥，潇洒清畅，如此“神气”，千载之下，舍嵇康更有谁？

魏晋人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无的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由外知内、以形征神的美学观念，使他们对自然的山水有了完全别样的理解。他们超越形而下的种种束缚，以空灵之心趣审视山水，赋予自在之物的自然以无穷的玄趣，大自然在人们的眼中跃动、鲜活起来，它宁静淡泊、自足逍遥、圆融朴素，玄趣盎然。宗炳指出，山水之所以“质而有趣灵”，是因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状貌藉形而下之外观体现形而上之“道”之种种玄妙，的确，山水自有本性，但它之所以有无穷趣灵，与其说是山水本性和道之赋予，不如说是魏晋人的内在的审美的心灵和追求所赋予，这种赋予反过来激发出了其时人们对于山水的无限热爱。人们从山水中发现了无限的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人们只有在大自然的熏陶和沐浴中，才能脱去铅华，一洗沉垢，庶几可“畅神体道”，因此，畅游山水成了魏晋士人的一时极富特色的风习。王羲之在《兰亭诗序》中，称赞山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宗炳更是在“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的担心中，起而创作山水画，从而使自己能够在老病俱至时，能够通过观赏山水画得以“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由此可见，中国山水画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穷奥妙于意表”的写意境界，它是魏晋士人审美理想的寄寓。正是在魏晋六朝，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开始成为民族性的审美趋向。

魏晋人不仅崇尚天然之自然，更崇尚人性之自然，自觉高扬自然之人性，自然之情，强调人的情的可贵。向秀指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若决之而外，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难养生论》）情与生俱，称情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生命也才能“得自然”，若不“称情”，则等同与“无生”，这简直就是在说“生命诚可贵，称情价更高”了，这种人性的发现和自觉，锻造了魏晋人重情称情的文化心态。继之而来的刘勰、钟嵘相继提出了“情者文之经”，“为情而造文”的文学创作原则，它突破了儒家的“厚人伦，纯风俗，美教化”和“文以载道”文学创作原则所承载的厚重而单一的政教功能，显示出了其时人们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