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来，特别是儒家独尊以来，在大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儒学开始了它垄断思想和专制文化的里程，如同它在其后的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在汉代，儒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日益变得沉滞繁琐和缺乏活力，终于走向了谶纬迷信的末世衰途。玄学谈玄析理，解玄析微，挥洒张扬，海阔天空，体现了理性思维的智慧美，抽象美，也体现了人性的摆脱局促狭隘、向往洒脱广大的超越品性。哲学思想领域的这种事物理路，使魏晋人的审美对象从外在纷繁的现象转向对内在本体的审视，对于可见之形的品评演变为对超乎外在物象的内在的精神性考察。如描述当时的名士嵇康：“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１］而书圣王羲之则是“飘如浮云，矫若惊龙”，充分展现了其时人们的那种“重神理、遗形骸”的审美精神。外型丑陋的温峤也是“标俊，清彻英颖”，可见，他们对于人物品藻全不在人物的外观而在人的内在精神，在于对人的那种无法外形化的内在的“无”的把握。所谓“神姿、神貌、神明、神气”，所谓“风韵、风姿、风尚、风格、风气”，真正是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然而，这种“无”在理性和思辩的世界中，在抽象的思维中，它是那样的真切，以至于要是没有它，人不过是徒具躯体的外壳。这种贬拒、超越外在形象，摆脱道德实践性和政治实用性，从人的本体精神去把握人格美的真谛，正是魏晋人对于人性认识的重大贡献。

与此相对应，魏晋人摒弃外物羁绊，追求率真人生。他们率性而为，不事修饰，不带面具，真心真情，敢歌敢哭，表现出了那种如风之飘，似水之流的大化逍遥的风流气象。如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赉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２］爱恨之间，何尝半点虚饰？“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２］情之所系，一哭而快，何惜男儿泪？还是这个“性至孝”的阮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而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嚎，而又吐血数升”，［２］爱母情真，一至于斯！在阮籍那里，酒肉何尝是酒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名重一时，那么他们自身是如何看待其书法的高下优劣呢？“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哪得知？’”（《品藻》第七十五则）献之并不认为自己的书法不如父亲，毫不躲闪辗转，虚伪作态，而是直截了当的“外人哪得知？”表达了对于自己的自信和认同。无独有偶，当有人问及羲之，说到有些人认为羲之不及献之时，羲之也是直截了当地加以否定，“殊不尔也”，父子俩的回答相应成趣，言为心声，魏晋人的率性真情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