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官吏炽热的赌风，也为辽金所效仿。以致金王朝甚至制定了一条专门针对士大夫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 [22] 可见其官吏赌博现象之严重。

由于赌博在当时常被一些文人视之为雅戏，故宋元时期文人贪赌者亦不乏其人。如前所述的宋初诗人杨亿嗜赌成性，常和文武大臣们赌博，有时赌得身无分文，甚至拿笔墨纸砚充数。而欧阳修等亦对赌博情有独钟。女词人李清照则更是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23] 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李清照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故有《打马图》一书传世。打马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曾盛行一时。陆游在《乌夜啼》中曾吟道：“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当然，文人墨客亦不乏借博戏消遣者。据载宋初徐铉曾和刘奂奕棋赌诗，徐铉输后赋有《赌棋赋诗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记输赢。赌墅终归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 [24] 此举可谓地道的雅事，但亦罕见，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故而一般赌徒则必然是“每赌必记输赢”了。

受官场上赌风的影响，一些应试举子也东施效颦，甚至公开招赌。据《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北宋末年人，“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 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这可不是一般的切磋棋艺，因为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搏负也。” 而当地嗜赌之人既不服输。“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 以至一时“观者如堵。” [25] 在钱塘这样的繁华市区，公然挑旗相赌，足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士大夫文人贪赌嗜赌成风，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重大影响。

３、百姓爱赌

有关宋元时期民间赌博的记载，翻开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且赌风炽盛。当时不仅出现了“穷富赌钱社” [26] 这样的专门组织，而且出现专门的赌场棗“柜坊”。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松漠纪闻》亦载，当时“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27] 遍布各大城镇的茶肆，也成了变相的赌场。宋西湖老人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杭州城赌风昌盛的情景。“城外有二十座瓦子，……中作夜场，……赌赛输赢……每日如此。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