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宋元时期皇帝怂恿大臣赌博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这一点将在帝王纵赌中论述。

２、士大夫文人贪赌

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带头赌博，臣民们就无所顾忌了。

关于宋元时期士大夫贪赌的记载频出史端。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寓谢过。复数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随与之绝。” [15] 知错不改，可见其恶习之深。因为嗜赌之人犹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难移。即使是在悠关大宋命运的澶州之战中，作为阵前总指挥的宰相寇准亦未忘记“与杨亿饮博” [16] 。而杨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据《宋史·章得象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睡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17] 对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叹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再如《宋史·刘审琼传》，“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准的行为和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口“围棋赌墅”相提并论，说成是有“庙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贾似道则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19] 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因为贾似道不仅嗜其斗戏，而且对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织经》一书。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这些官僚士大夫之赌，往往又都是一掷千金。《宋史·寇准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 [20] 此语也正是成语“孤注一掷”的出处。另据《陈辅之诗话》载：冯衮牧苏州日，多纵饮博。因大胜，以所得均于坐客。吟云：“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物，不堪回首乞闲人。” [21] 此均可谓当时士大夫豪赌之佐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风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