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赌博的专著，在宋元时期更是频出，且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李清照的《打马图》。其次为司马光的《七国象戏》，《资治通鉴》的作者之一司马光的得力助手刘攽的《汉宫仪》、洪遵的《谱双》、杨无咎的《响屟谱》、贾似道的《促织经》、杨维桢的《除红谱》和元无名氏的《丸经》等。他（她）们煞费苦心地在对古人流传下来的博戏进行深入研究后，纷纷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博戏，并对这些赤裸裸的赌戏赋以文采，使其变得“雅味十足”。如《除红谱》中的彩名“满园春”、“碧牡丹”、“花心动”、“蝶恋花”、“凤归云”等等。另外，这些书中不仅详细介绍每种博戏的具体方法，而且还总结出许多理论和技巧。如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提出：“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84] 她对于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由于她自身嗜赌爱赌，此可谓“实践出真知”，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至于元代《丸经》更是对不同阶层的参赌立了规章：“富不出微财，贫不出重货；富出微财则耻，贫出重货则竭。智者有方财不绝，愚者无方将恐竭。”并且作者试图对赌徒的心理作出分析，“不绝者必胜之基,(财不绝则心安，故胜。)将竭者必败之道。（财将尽心不安，愈怯愈输也。）” [85] 此语更可谓赌徒之经典。

这些诗词和专著及其相关理论的出现，无疑这对当时赌博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５、特殊的政治环境

宋元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亦会使士风颓废，借赌来寻求刺激，消磨时光。如李清照就是在南渡的颠沛流离中开始创作他的赌博专著《打马图》的。“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讲矣。” [86] 可见，李清照爱赌并作《打马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江山支离、异族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朝廷却要粉饰太平。有识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只好用赌搏来麻痹自己。正如李清照所云： “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87] 。把打马赌棋，看作是抗金。

又如，真宗朝寇准遭丁渭排挤被贬雷州，就沉湎于博饮。不久，丁渭亦遇贬，途经寇准住地。寇准的家丁欲报前仇，想趁机杀丁谓。为避免一场政治厮杀，寇准“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远行。乃罢。” [88] 似乎赌在这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功能。

另外，由于宋“祖宗之法”重在防内患，故一些士大夫为避免皇帝的猜疑，违心地沉湎于赌博，以表自己胸无大志。如《宋史》载，郭崇在真定监军，陈思诲奏言：崇有异心, “太祖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 [89] 郭崇由此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