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元时期的禁赌律令之严，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关赌博的专著频出，赌博种类日益增多，赌博现象渗透到每一个阶层，赌风日益昌盛。本文在综述这种昌盛赌风的同时，并试图探讨其泛滥的原因。至于遍及民间的关扑现象，过去认识不够，或只把它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娱乐。作者在此认为关扑是一种明显的赌博，其主要特征是赌物。

关键词：宋元 赌博 赌风 关扑 禁赌　

赌博，按法理学的解释，是以金钱或财物作赌注，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输赢较量后，使赌注在参赌人之间发生转移的一种行为。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远流长，据《古今图书集成·博戏部杂录》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已较普遍。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此时，通称之为“博”（或簙）、“博戏”、“博揜”等。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赌博现象更是渗入各个阶层。赌博，作为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这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北宋苏轼在一篇奏议中记道：“城中有开柜坊者百余户，明出牌榜，招军民赌博。” [1] 晏殊亦有词云：“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 [2] 赌博一词正式形成。到明清时期，各类赌博更加活动猖獗，被称之为国粹的麻将（原称马吊）开始出现，并迅速弥漫全国，一些斗戏更是发展到高峰。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轮盘赌、扑克等引入中国，使得中国的赌博文化更显纷繁庞杂。赌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赌博的社会危害与宋元禁赌

１、赌博之危害

赌博前提就是利己，而这种利己又是以损人为前提。宋元时期，因赌博盛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亦相伴之而生。以至贪赃枉法、扰乱社会，甚至杀人越货等现象，在当时亦时有发生。

其中《宋史·王安石传》有载：“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 [49] 而《燕翼诒谋录》则更明确记载：“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 [50] 《武林旧事》中谓此等人为“白日贼”，他们“穿窬胠箧，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街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 [51] 赌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有这样一个案例：“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徐庆三、何曾一、王寿、余济皆与逾滥，与以钱物，群聚赌博，实为欺骗渊薮。”名为茶肆，实为妓院赌场。一次支乙、郑厨司诱陆震龙至，其同伙余济等“能将骰子两只，当留六面大采靠拢”，使陆震龙很快输光了身上的二百五十贯。二鼓时分，不愿服输，且不明究里的陆震龙，回家取来仅有的一百五十六贯，孤注一掷。余济等故伎重演棗出老千，“共骗赢陆震龙一人钱物”。陆震龙再次典当身上全部衣物来赌，但照样一去不回，且倒欠二十贯。以至他“深夜欲归，无衣可着”。但无赖支乙仍“急欲陆震龙赎当还钱”。因“取之既急，恐之又甚”，陆“在家自缢而死”。 [52] 大臣蔡久轩断此案曰：“财者民之膏血。膏血既竭，身其能存？是支乙、余济等虽不杀之，势实致之死地。”“奸猾之徒，动辄十数为群，以赌为名，欺骗取材，次等风俗，安可不辑！”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