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好赌是人之本性，且赌搏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故此，就连大圣人孔老夫子亦认为，赌是不好，有伤礼仪。但他又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 [74] 孔子认为博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的多。史学家马迁亦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大量先人致富的例证，欲“令后世得以观择”。其中就有一条“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并认为此乃“奇胜”。 [75]

于是信奉儒学的国人，似乎从中找到了借口和依据，以至上起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讫贫民百姓，对之趋之若鹜。文人墨客们也纷纷为之填诗作赋，并且此类作品在文学宝库中占有相当的份额。以至即使在今天的一些国人眼中，赌博最多亦只能算是“不良嗜好”。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赌博盛行的深远的文化背景。

由此可知，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其本身就是来源于生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和人类自身争强好胜的本性相吻合。历代政府均不能彻底根除赌博现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宋元自不例外。

２、禁赌不力与帝王纵赌

但宋元时期赌风昌盛的进一步原因，就是帝王倡赌。纵观宋元时期的禁赌律令，均在王朝建立初期，不能善始善终。加上后来的帝王倡赌纵赌，使得原来的律令成了一纸空文，赌风更甚。

宋的禁赌律令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时期，而且从《宋会要辑稿·刑法志》来看，主要针对的是京城开封府辖区。而宋王朝又号称“以文治国”，文网轻松，因此北宋中期以后，赌博不仅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即使文人、士大夫，也无不热衷于此，尤以南宋为甚。又由于帝王的带头赌博，以至“其后刑名浸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士大夫们也把禁赌视之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常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 [76] 这自然使得本来就劣根难除的赌风，在这一时期更见兴盛。

金朝的品官犯赌博法也是金世宗朝制定，但金章宗就开始带头违反，并放纵大臣在朝堂上赌博。禁赌律令自然成了一纸空文。故时人曰“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 [77]

元朝较为详尽的禁赌法令也只限于元世祖年间。而且从《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的案例来看，所谓犯赌博罪被流放者多为“汉人”和“南人”。禁赌法令变成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工具，其自然起不到禁赌的作用。

而宋元时期的帝王们不仅带头赌博，而且倡赌、纵赌，则更加推动了赌风的蔓延。

如流行于明清的牙牌又叫骨牌、宣和牌（即牌九），就是宋高宗诏令推广的。据清人陈云龙《格物镜原》载：（宋）宣和二年（1120）大臣建议：“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两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两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两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两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它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这种纯粹的赌具，在此变成上感天文地理，下合仁义礼智。于是高宗“诏如式颁行天下。” [78] 有皇帝的号召，臣民们自然是有恃无恐，乐此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