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已感受到，要达到真实意义上的“多元”和“对话”何其困难。人似乎注定了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玻璃瓶中的蝇子，在一个似乎透明的无拘束的世界中受制于无形的限制而不自觉。维特根斯坦讲哲学的目的就是“向这蝇子显示飞出蝇瓶之路”。33他用的“显示”（zeigen）这个字有着特殊的方法论含义。显示不同于观念的表象或把握，而是一种直观的体验和开显的方法。维特根斯坦和现象学都认为，在最根本处，概念-表象式的思维必然失效，只有直接的生活体验才能显示出原本的意义和真实。而本文所的强调的“对比”的含义也就恰恰在于它有可能突破概念-表象的理论构架，让东西方的神性观在对视打量中引发出更直接的对话维度。

作为正在西方化的世界中的东方人、中国人，我们本来很有“对比”的优势和敏感，尽管这敏感自上个世纪以来就往往与屈辱相伴而行。可是，要真正保持在这对比的相互引发的微妙维度之中而不失落于其外是很不容易的。很明显，一个异已宗教、文化的来临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或守旧或从新，或新旧交构（“守旧”中的“维新”），而唯有进入新旧交构的阶段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印度佛教在中国曾激起所有这三种反应，而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来临迄今却只引发了“守旧”和“从新”，还未达到新旧交融而生出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形态的地步。晚清时是守旧的声音大，还是以华夏为天下之中心（“中体西用”），那时的许多举动言论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的笑料。“五·四”之后则是“从新”（即“从西方”）的声音压倒一切，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和颜色出现。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意识形态（包括各种有宗教意义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成了“时代潮流”。中西文化的对话始终是一句空话，绝大多数对比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即依西方的概念框架和方法来宰制中国古代文献的“材料”，然后再将这已经“去了势”的“中国哲学”、“中国宗教”、“中国……”拿去与正威风八面的“西方哲学”、“西方宗教”、“西方……”去比较而已。在这样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大前提下，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枢机枣天道观枣就注定成为可怜的侏儒。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与“宗教”的看法其实代表了整个西方传统中人的看法。按照这个传统，任何一个有合理判断力的人都会视中国古代文化和信仰为贬义上的“原始形态”，缺少清晰的形式规定和科学理论素质，属于“自然宗教”的初级阶段。34

这篇文章所反驳的不只是西方中心论，而更是任何理论意义上的文化和宗教的中心论，因为任何以某种名相原则为标准、以某个特殊文化为普遍“中心”的做法都会使原发的思想失去紧张饱满的生存维度，平板化为规范框架的产品。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非实体的神性观不是西方的传统宗教-哲学观所能说明得了的，它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一个对于终极问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方式的平等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