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方法上的唯一宗教观的批判张祥龙“神”是宗教生活的灵魂，对于神的本性的理解最鲜明地表现出某个宗教或信仰的特点。此文将探讨基督教、中国古代天道传统和印度《吠陀》信仰的不同神性观，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探讨和比较不限于事实的比较，而是旨在阐发这样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即当今要真切地来理解神性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东西方比较的交叉视野；否则的话，，不仅这类探讨本身无法深入下去，而且极易陷入某种理论上的先定窠臼。在这一点上，我与刘小枫提出的“汉语基督神学”中的方法论观点不一样。刘君认为我们可以“从本色化或中国化的思想架构中走出来，直接面对基督事件”。1当然，我并非主张对神性等问题的研究只能是间接的，完全依文化背景为转移的。任何研究如果要有纯真的思想性和尖锐性，就必有“直接面对事情本身”的张力维度。我只是认为，这种“直接面对事情本身”既非概念的，亦非实证的，而只能是对话的。我们必须直接面对我们的对话伙伴，痛切意识到这样一个对话境域的存在论构成作用，而不能象现在仍然流行的做法那样，不自觉地通过某个现成的理解框架去理解所有宗教现象。为了增强这方面的敏感，本文的第一部分就要先做一些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一．比较的必要性在探讨“神”的本性时，我们应该直接进行概念式的研究呢，还是应该首先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进行考查，然后再求两者之间的对话？从目前的情况看，后一种研究策略是更可取的，因为它起码有这样一个好处，即让人明确地意识到任何现存的神性研究中潜伏着的文化与思想视野的关键性影响。许多研究者不意识到这样一个视野的方法论的、乃至存在论的份量，致使他们的研究总是浮在表面，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操纵。

首先应说明“比较”在这里的确切含义。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F.M.Müller,1832-1900）说过这样一句话：“只了解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了解”。2很明显，这句话中的第二个“了解”意味着一种以宗教之间的比较为基础的了解或理解。但第一个“了解”又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它可以指从事实上讲“只了解一种宗教”，即那些囿于这样那样的条件，基本上只经历过一种宗教的情况。比如，在古代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限制，某些民族的宗教经历就是这样的。然而，这并不是本文要批评的宗教观，而且这种“孤陋寡闻”在近代的学术界中也是极罕见的。现在更让人关注的是一种方法上的局限，即只以一种宗教经历所造成的观念框架来说明、衡量和解释一切宗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