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退出政治意识形态舞台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大陆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的批判，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等革命思想与意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于是西汉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角即儒家学说便自然地退出政治意识形态的舞台，儒学从此不再被尊为治国平天下的神灵，历代儒宗、各地的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为尊奉、朝拜的对象，人们尤其是学术界仅仅把儒学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

非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研究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有过几次大的起伏或者说是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1957年毛泽东正式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先后开展了道德的阶级性与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艺术的社会性与阶级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转化及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关于历史人物殷纣王、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李自成等等的讨论，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涉及到儒学与孔子，都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儒家学说的价值与政治理念问题。

在那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界的运用刚刚开始，自然难以避免有些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对儒学与孔子进行不太切合实际的分析。不过由于当时从事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有根底的老专家，他们在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尊重历史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孔子和儒学进行比较客观、比较科学的分析，也确实得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像范文澜在对他四十年代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时就专门增写了《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说》一节，对孔子及儒学进行新的评价。他认为，孔子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者，孔子的学说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由于士阶层思想偏上而地位近下，因而其思想的本质是对上妥协，对下也妥协，表现出浓厚的中庸色彩。中庸思想的特色是妥协，这种妥协虽然在理论上偏重于贵者和尊者的方面，但由于妥协他就不能不顾及下层民众的利益和愿望，这在客观上势必有利于下层民众的利益。比如孔子反对横征暴敛，以为苛政猛于虎；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等等，这都可视为其学说的进步方面，都在客观上对下层民众有利。当然范文澜也承认孔子的学说具有多面性，它既有有利于下层民众的一面，也有不利于下层民众而有利于统治者的一面。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学说才能长时期地适合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才能长时期地成为中国官方意识的主角。不过今天中国的社会情况毕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既然已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人民便不再需要将孔子作为偶像来崇拜。孔子走下神坛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人物尤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范文澜认为孔子的思想仍有研究和继承的价值。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杰出贡献和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伟大地位并没有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因为他删定六经，保存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典籍；因为他创造了儒学，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充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有教无类等；他的学说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境内外的非汉族的一些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曾经超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孔子及儒学实在起了不可估量的凝聚和向心作用。因此，范文澜主张把孔子的学说分解成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然后吸取其精华，排斥其糟粕，从而建设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进行孔子与儒学研究颇有成绩的学者还有杨荣国。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对孔子与儒学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殷周种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氏族贵族的统治，就已提?quot;仁"。孔子处于贵族日趋没落的时期，他为了挽回贵族没落的命运和稳定他们的专制局面，便也宣扬"仁"。但是，孔子的仁只是包括了当时的王公大人和士大夫，只是以仁作为团结当时王公大人和士大夫的中心骨干。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宗族中的人都要尽最大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犯上作乱，这样便可使被统治阶级自然趋于道，从而有助于复归于礼，复归于族有的奴隶制国家的轨范。以孝、悌巩固王族，以克己复礼巩固族有的奴隶制国家，这一切都做到了，便可以天下归仁焉。与范文澜的观点明显不同，杨荣国认为，孔子在骨子里是要维护自殷周以来的奴隶族有的政治统治，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孔子以仁治代德治，走仁治的道路，而不走法制的道路。基于这种考察，杨荣国对孔子和儒家学说基本上持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孟子的所谓仁政只是如孔子一般的在竭力维护这?quot;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局面的持续；而孟子仁政的第二步，也就在于保持这尚未被破坏的井田制。显然，杨荣国对孔子与儒学的看法更多地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立场，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进行历史研究的范例，所以这类学说观点便自然从学术的探讨逐步演变成一种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