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4)
时间: 2006-09-20 15:16 来源： 点击:
在这里，又可指出，虽然唐太宗的这种思想井不包含有什么新的内容，而只不过是以前的某些思想家所已经有过的那些思想；他的有关如何对待农民的言论也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而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某些思想家的有关统治方法的格言，或者，至多也不过略加发挥而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类言论就没有注意的价值，就值不得花费时间加以讨论。因为，研讨他的这种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农民战争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因为，他的这类言论并不纯是空谈，并不全和行动脱节，他所施行的一些政策，例如减轻徭役，减轻租税，以及在某种限度内的“均田制”等等，是和他在这些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的。
这类思想在当时并不是唐太宗所独有，在唐太宗的大臣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请举魏征的几次论“奏”为例：
“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贞观政要》一《论君道》）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同上）
“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民，唐太宗名世民，唐人避讳，用“人”代“民”），水也。水能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同书二《论政体》）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其无畏？”（同书十《论慎终》）
更举岑文本的论“奏”为例：
“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畏非（惟）民。’孔安国曰：‘……君失道，人（民）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同书十《论灾祥》）
用不着更多的引证，就可以说明，唐太宗及其某些大臣都重复地引用这些古语，都存在着畏惧引起人民反抗，以致不能保持统治权的心理。而这不能是偶然的。
唐太宗及其大臣们所引用的古语，例如载舟覆舟之喻，例如可畏惟民之论，当其产生之时，自必有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物质环境，这里不加探究。这里所要注意的是：诚然，这类古语载在儒家典籍中，曾长期为封建士大夫所习诵；诚然，这类古语于千百年中，曾不止一次地被封建统治者所援引过（例如三国魏明帝时的王基就曾在一个“谏疏”里引用过载舟覆舟之喻），但我们总可以说，这种思想，在唐太宗统治时期，要比在其他时期较为活跃些。究竟为什么贞观时期的君臣，如此不惮厌烦地重复着这些古语，并且唐太宗还引伸出例如割肉啖腹一类的言论呢？为什么贞观时期，这类思想还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当时统治者的行动，例如唐太宗曾多次接受臣下“谏诤”，中止某些扰民之举或减轻其程度，因而被称为“虚心纳谏”之君呢？这在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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