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唐太宗这些言论: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巳。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联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一《论政体》)
“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起义)。逮至末年,尺士一人,非复已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同书十《论行幸》)
“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同书同卷《论灾祥》)
由此可见,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是形成“贞观之治”的原因。而唐太宗所以施行这种政策,是因为:隋末农民战争摧毁了隋朝的统治,这个事实,反映到他的脑中,使他认识到,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使百姓安静”,是确保统治权——皇位的方法,使他明确地具有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来巩固统治权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也就指导着他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行动,指导着他施行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
由此可见,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于隋代还处在号称富强的时期,其结果是推翻了一个号称富强的皇朝,隋由全盛而骤然覆亡,这样的事实,使唐太宗“惕焉震惧”,而感到有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必要。
由此可见,唐太宗之所以具有如同上述的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那些先行的思想材料,即唐太宗曾经引用过的古语,则不是离开这个根本的原因而单独地起特殊作用的。
且再看魏征的“奏疏”:
“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愿陛下〕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同上一《论君道》)
“且我〔国家〕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贞观政要》八《论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