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评断魏征的功劳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二《论任贤》）又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皆魏征之力也。”（同上一《论政体》）唐太宗认为魏征是“佐成贞观之治”的第一功臣，认为他的最大的功劳在于劝行“帝道”、“王道”。魏征这两个奏疏虽然都是贞观十一年所写，距贞观初已有十年以上，但却极清楚地表示出他的一般看法。那么，唐太宗所说的行“帝道”、“王道”，也无非是如魏征所说的“静之”。“静之”的意思就是安定农民，就是不过分扰民，不兴大役，也就是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唐初“贞观之治”的秘密，即在于此。而魏征所以劝行这种政策，乃由于他见到了“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这个教训。诚然，在当时，农民战争的强大力量是相当普遍地反映到统治者的脑中，而魏征出自李密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对于农民战争力量的强大，对于农民愤恨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绪的强烈，原来可以体察得较深刻些。

且再看一看张玄素在一次“奏对”中的言论和他一次“直谏”的情形：

秦隋兴亡，甚相近似，张玄素远论秦亡，实亦近喻隋败，结言“天下不可以力胜”。张玄素认为隋之致败，在于人君不能安民。故劝唐太宗“近览危亡，日慎一日”。此与魏征所论并无二致。张玄素曾经参加过窦建德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对于农民战争力量的强大，对于农民愤恨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绪的强烈，原来可以体察得较深刻些。